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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梁漱溟

1917年，自学成才而没有上过大学的梁漱溟，便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识珠，被破格聘为哲学系教师去讲授印度哲学。这个时候，恰恰就是梁漱溟思想成熟期，当时他聘任时就讲：“我的愿望不是只讲佛学、讲儒学，要为释迦牟尼、为孔子讲个明白，争一口气。”1920年他就在北大以“东西文化及其在哲学”为题开讲，整理成书后在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就是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度洛阳纸贵，从而暴得大名，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梁漱溟有了写作《人心与人生》的念头。

为什么要写这本新书呢？《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实不是梁漱溟亲笔所写，而是由他的弟子陈政根据老师多次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的，出版后梁漱溟觉得此书立论不牢，关于儒家思想的见解不确，特别是用西方心理学讲解儒家的话完全不对，立志要改过之。所以从1923年到1924年，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新开了“儒家思想”的课程。这个课讲完一年后，梁漱溟就计划写成两本书：一本是讲儒家人生思想的《孔学绎旨》，另一本则是关涉到人类心理如何认知的《人心与人生》。前者只讲儒家的人生态度，它的可靠版本几年前刚由梁先生长孙梁钦元整理出版，后者则是描述人性整体图景的，没想到半个世纪后才得以出版，而梁先生的演讲距今也都过百年了。

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是哲学系最年轻的教师了。其中一件事对他影响颇大，1918年11月10日，他的父亲梁济投湖自尽。在自杀的三天前，父亲还问过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父亲回应说：“能好就好啊！”1924年，梁漱溟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北大教职，到山东担任曹州六中高中部主任，并筹办曲阜大学，高中停办后又返回北京，1927年1月北京高校学生组织的演讲会再约他讲“人心与人生”，他就又讲了三个月，全书的一半都讲完了。有趣的是，他还提议印发听讲证，每个人收费银币一元，也前后发放了一百多张，这也算有酬演讲的开始吧。

但遗憾的是，这次演讲后也没立刻把讲稿整理出书，因为1927年5月，他就应主政的李济深邀请赴广州开始“乡村建设实验”了。这才是他真正要践行的事业，用儒学的力量，改造中国社会的农村根基。从河南到山东，梁漱溟便这样积极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之中，不仅亲力亲为，而且成为其中的引导者。他自己就说，一辈子就关心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中国（社会）问题，另一个则是人生问题。所谓人生问题当然要基于对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梁漱溟的人生观仍是以孔孟之学为基础的，他要自信地说明其对中国文化的领会，所以从《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到《中国文化要义》这三本书，当年就被他视为自己必定要完成的义务，否则死不瞑目。

1950年初，曾参与国共谈判的梁漱溟从重庆回到北京，开始参加共和国的各项新的建设。1951年8月，毛泽东邀请梁漱溟面谈（早在延安时期，梁漱溟在1938年就专程去见过毛泽东，两个人彻夜讨论哲学）：为了写成《人心与人生》这本书，梁漱溟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想去苏联学*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只是最后没有成行。1955年，梁漱溟又着手起草《人心与人生》的新的序言，并表露说，这本书写不出来，“我的心不死”！

不过，书的写作经历了一番波折。1970年梁漱溟重启撰写工作，并于1975年初得以完稿，终于了却了五十年的“大心愿”。但从那时开始直到近三十年前，都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堪称伟大的经典。1984年梁漱溟“倾平日结余之全资”，自费出版了2500册，而后才被世人充分认知其巨大价值。那一年的他91岁，四年后，梁漱溟先生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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