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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七夕，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浪漫故事，还有商场里琳琅满目的情人节促销。但其实，这个如今被看作“中国情人节”的节日，它的根子扎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还要久远。要问它究竟源于哪个朝代，还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它更像是一棵慢慢长大的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长出了不同的枝桠和花朵。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找到那个最初的萌芽，学界普遍认为，七夕的星宿崇拜与时间观念，早在周朝甚至更早的先秦时期就已露端倪。古代先民们仰观天象，将黄道附近的星宿划分为“二十八宿”，其中位于银河东西两侧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因其位置相对、明亮耀眼，很早就被先民们注意到了。《诗经·小雅·大东》里就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的诗句。这说明至少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牛郎织女星已经被拟人化，并被赋予了某种故事色彩，但那时更多是古人对于星象的诗意想象和对于农耕纺织生活的投射，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民俗节日。

那么，七夕作为一个民俗节日正式成型，关键节点是在汉代。汉代是中国许多传统节日定型的重要时期，七夕也不例外。这背后有两个强大的推动力：一是国家层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盛行，星象被赋予了更多伦理和秩序的色彩；二是纺织业在汉代空前发达，关系到国计民生，寻求心灵手巧的“织女”保佑，成了非常实际的社会需求。于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汉代被演绎得更加完整动人，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便是明证。同时，皇宫中开始出现“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以“乞巧”的*俗。东汉学者崔寔的《四民月令》和东晋葛洪整理的《西京杂记》里，都提到了汉代宫女们在七月七日进行乞巧活动的记载。可以说，汉代是七夕从星象传说走向民间节俗的奠基时代。

到了魏晋南北朝，七夕*俗变得更为丰富和普遍，不再局限于宫廷，而流布至民间。除了乞巧，还增添了乞富、乞寿、乞子等内容。人们开始在这一天晒书、晒衣，防虫防蛀，这又衍生出“晒书节”的别称。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详细记载了南朝时妇女们“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的热闹场景。至此，七夕作为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祈求智慧与技艺的节日，其风貌已基本奠定。

唐宋是七夕节的鼎盛时期，其庆典的隆重和普及程度堪称古代之最。唐代宫廷会举行奢华的“乞巧楼”盛会，民间也热闹非凡。宋代更是将七夕过得犹如一个全民嘉年华，《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里从七月初一开始就车马喧阗，市面上堆满一种叫“摩睺罗”的玩偶（类似后来的“巧儿”），街巷张灯结彩，直到七夕夜达到高潮，人们通宵达旦地宴饮游玩。这一时期，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与乞巧*俗完全融合，节日的浪漫色彩愈发浓厚，但核心仍是“乞巧”与“乞愿”。

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七夕的文化因子深植于周代以前的星宿崇拜，其作为一个固定节日的风俗形态，则正式成形于汉代，并在魏晋南北朝普及，于唐宋达到鼎盛。它从最初仰望星空的遐想，到汉代结合纺织需求的乞巧，再到后来融入爱情传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层累”过程。我们今天过的七夕，其实是穿越了数千年时光，凝聚了无数代人情感与智慧的文化结晶。它不只是情人相会的浪漫，更承载着古代女性对心灵手巧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祝愿，这份底蕴，远比单纯的“情人节”要厚重得多。

问：既然七夕汉代就成型了，那为什么常听到说它源于宋代？
答：这可能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宋代确实是七夕*俗最繁华、记载最详尽的时期，那种全民狂欢的景象给后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一提到古代七夕的盛况，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宋代的记载。但“鼎盛期”不等于“起源期”。就像我们说起唐诗会想到唐代，但诗歌的源头却在更早的先秦。说七夕源于宋代，是混淆了节日的“高峰形态”与其“起源形态”。

问：古代的“乞巧”具体是怎么“乞”的？
答：方式非常多样，充满生活情趣。最常见的是“穿针乞巧”，七夕月下，女子们比赛快速穿过七孔针（或特制的“九孔针”），穿得又快又准者便算“得巧”。还有“投针验巧”，将绣花针轻轻放在水面上，看杯底针影的形状来卜巧，影呈云状、花状为好。此外，还有“种生求子”（提前培育豆芽等，看长势）、用瓜果雕成花样（“花果乞巧”）、捕捉蜘蛛放在盒里，次日看结网疏密（“蛛丝乞巧”）等，都寄托了女子们希望获得织女般灵巧双手的愿望。

问：七夕为什么又叫“女儿节”？
答：这个别称非常精准地道出了七夕节在古代的核心内涵。在传统社会，七夕几乎是唯一一个以女性为绝对主角的综合性节日。这一天，女子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聚会、玩乐、展示手艺、祈求智慧与巧艺，甚至包括祈求美满姻缘。它关注的是女性的内心愿望、生活技能和精神世界。因此，“女儿节”的称呼，强调的是其专属的、服务于女性群体的民俗功能，这与后来受西方影响、侧重情侣互动的“情人节”定位，有着微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