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78年的夏天，燥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把整个王家庄都蒸得蔫头耷脑。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喊，喊得人心慌。
我的心，比那知了还慌。
高考成绩下来了。
一张薄薄的红纸条，捏在我手里，汗湿了，软塌塌的，像我当时的心情。
410分。
我哥俩，我和我弟建涛，都考上了。
在当时，一个村里能出一个大学生，祖坟都得冒青烟。我们家，一下子冒了两股。
爹揣着手，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旱烟，眉头拧成了疙瘩。
娘在屋里，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又走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建涛，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钱。
一个字，像座山，压在我们家屋顶上。
两个大学生的学费、路费、生活费，把爹娘的腰压弯了，压断了，也凑不齐。
只能供一个。
我和建涛，手心手背都是肉，可这块肉，必须得割掉一块。
建涛比我小两岁，从小就机灵，脑子活，嘴巴甜。爹娘疼他，村里人也夸他。
我呢，闷葫芦一个，就知道埋头干活，念书也是使的死力气。
成绩单上，我比他高了十几分。
可我知道，这十几分，没用。
晚上，一家人坐在煤油灯下，谁也不说话，只有飞蛾扑腾灯罩的声音，啪嗒，啪嗒。
爹的烟锅头一明一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
“要不……抓阄吧？”娘的声音又干又涩。
建涛“哇”地一声就哭了，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我不抓！我要上大学！我一定要上大学！”
他扑到娘怀里，哭得撕心裂肺。
娘抱着他，眼泪也跟着掉。
我看着他瘦削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
我想起小时候，我俩去河里摸鱼，他掉进深水里，我把他拖上来，他吓得小脸惨白。
我想起他跟人打架，我抄起板砖就冲上去，脑袋被打破了，血流了一脸，也没吭声。
我是哥。
这两个字，从我记事起，就像一道烙印，刻在骨头里。
“别哭了。”我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所有人都看向我。
“让建涛去。”
我说。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爹手里的烟杆“啪”地掉在地上。
娘愣愣地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了。
建涛也止住了哭，通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然后是狂喜。
“哥……”
“我是老大，家里活多，离不开我。”我找了个蹩脚的理由，眼睛不敢看任何人，只是盯着桌上跳动的灯火。
“地里的活，总得有人干。”
“建涛脑子比我好，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
我说完，站起来，走回自己那个小偏房。
身后，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是娘压抑不住的抽泣声，和爹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顶，一夜没睡。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背着书包，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我看见建涛在站台上，冲我挥手，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
火车越开越快，把他甩得越来越远。
直到再也看不见。
几天后，我去公社，把我那个烫手的录取通知书，换成了一张盖着红章的“自愿放弃”证明。
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证明。
“想好了？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我点点头，没说话。
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被抽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建涛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
爹娘给他煮了十几个红鸡蛋，用网兜装着。
我把我攒了半年的几块钱，塞到他贴身的口袋里。
“到了学校，别舍不得花钱，照顾好自己。”
他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布褂子，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精神抖擞。
他用力点点头，眼睛亮得像星星。
“哥，你放心！”
“等我将来出息了，当了大官，一定把你和爹娘都接到城里去！让你享福！”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把头伸出窗外，使劲地挥手。
“哥——！等着我——！”
我站在原地，看着绿皮火车喷着白烟，越走越远，直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地平线尽头。
娘在旁边，已经哭成了泪人。
我没哭。
我只是觉得，我的大学，已经随着那趟火车，开走了。
建涛走了，家里的日子，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地里的活，还是那么多，永远干不完。
我顶替了建涛的位置，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喂猪，扫院子，然后扛着锄头下地。
日头毒辣辣地晒在背上，汗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进泥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
累得直不起腰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直起腰，望向东边。
我知道，建涛就在那个方向，在那个叫“大学”的地方。
他在干什么呢？
是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课，还是在图书馆里看书？
他吃的饭，是不是比家里的窝窝头好吃？
他会不会想起，在老家，还有个没能上大学的哥哥？
第一年，建涛的信很勤，差不多半个月一封。
信里，他给我讲大学里的新鲜事。
他说，学校的楼好高，有好几层，比我们公社的办公楼还气派。
他说，学校的老师都很有学问，讲课风趣幽默。
他说，他交了很多新朋友，天南海北的都有。
信的结尾，总会写上一句：哥，你和爹娘在家多保重，等我放假就回去。
每封信，我都翻来覆去地看好几遍，连信纸上的墨水味，都觉得香。
爹不识字，我就念给他听。
每念一句，爹脸上的褶子就舒展开一分，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不住地点头。
“好，好，咱家建涛有出息。”
娘就在旁边，一边纳鞋底，一边偷偷抹眼泪。
是高兴的泪。
那一年，我好像不是在为自己活，是活在建涛的信里。
地里的苦，身上的累，好像都因为那些信，减轻了不少。
第二年，建涛当上了学生会干部。
信开始变少，从半个月一封，变成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一封。
信的内容也变了。
不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新鲜事，而是开始谈论一些我听不懂的大道理，什么“改革”，什么“思想解放”。
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指点江山的味道。
他说，他参加了辩论赛，拿了第一名。
他说，他写的文章，在校报上发表了。
字写得越来越好，龙飞凤舞的，有时候我都要认半天。
信的结尾，那句“等我放假就回去”不见了，变成了“勿挂念”。
有一次，他信里说，学校要搞活动，让大家穿得体面点。
他说，他那件蓝布褂子，已经洗得发白了，穿出去，有点……
我懂了。
我把家里准备开春买化肥的钱，拿了出来，又跟邻居借了点，凑了二十块钱，给他寄了过去。
信里，我让他买身好点的衣服，别让人看不起。
爹知道了，骂我。
“那是买救命肥的钱！你个败家子！”
我没吭声，我知道他不是真骂我，他是心疼钱，也心疼我。
那年冬天，建涛没回来。
他说，学校有重要的活动，他是学生会干部，走不开。
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对着一桌子简单的年夜饭，谁都没动筷子。
外面是零星的鞭炮声。
娘看着建涛空着的那个位置，眼圈又红了。
“这孩子，心野了。”爹闷闷地说。
我心里也堵得慌，但还是替他解释。
“他忙，是干正事。”
其实我自己都不信。
那二十块钱，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他收到钱后，回了信，信里只有两个字：收到。
没有谢谢，也没有说买了什么衣服。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主动给他写信。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怕我的信，带着泥土的气息，会弄脏他那个干净明亮的世界。
我怕我的关心，在他看来，是一种寒酸的累赘。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建涛大学毕业了。
他被分配到了省城一个很好的单位，当了干部。
他回来了，回来办户口迁移手续。
坐着单位派来的小汽车回来的，黑色的小轿车，在我们这土路上，显得特别扎眼。
全村人都轰动了，都跑出来看。
建涛从车上下来。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蓝布褂子、满身土气的农村娃了。
他成了“城里人”，“公家人”。
他跟村里人打招呼，脸上带着客气而疏离的笑。
那笑，让我觉得陌生。
他跟我，跟爹娘，也还是那样的笑。
他带回来很多礼物，麦乳精，的确良布料，还有一台收音机。
爹娘高兴得合不拢嘴，把礼物拿给邻居们看，一遍遍地说：“这是我家建涛从省城带回来的！”
我却高兴不起来。
他跟我说话，也客客气
气。
“哥，这些年，辛苦你了。”
“家里多亏了你。”
话是好话，但听着，总觉得隔着一层。
像是领导在慰问下属。
他没提当年上大学的事，也没提要把我们接去城里享福的承诺。
仿佛那一切，都随着那趟绿皮火车，永远地开走了。
他在家待了两天，就急匆匆地走了。
“单位忙，离不开。”
临走前，他塞给我一百块钱。
“哥，这钱你拿着，给家里添置点东西。”
我看着那几张崭新的“大团结”，手却怎么也伸不出去。
“拿着吧，跟我还客气什么。”他把钱硬塞到我手里，转身就上了车。
小汽车扬起一阵黄土，走了。
我捏着那一百块钱，站在原地，站了很久。
那钱，不是弟弟给哥哥的，是城里亲戚，给乡下穷亲戚的“接济”。
我二十五岁那年，经人介绍，跟邻村的姑娘春燕结了婚。
春燕是个好姑娘，不嫌我们家穷，人也勤快，手脚麻利。
过门后，家里家外，一把好手。
爹娘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我的日子，好像又有了点盼头。
成家了，就得立业。
我还是在土里刨食，但比以前更卖力了。
我想给春燕，给我未来的孩子，一个好点的生活。
我不想让他们，也像我一样，一辈子困在这黄土地里。
建涛偶尔会寄钱回来，每次都是一百，或者两百。
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爹娘把那些钱，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舍不得花。
他们说，这是建涛的一片心意。
我知道，那更是他们的一份念想。
春燕怀孕的时候，反应特别大，吃什么吐什么，人瘦了一大圈。
我想让她吃点好的。
那时候，鸡蛋是精贵东西，我把家里仅有的几只老母鸡下的蛋，都攒起来，给她吃。
她不肯，非要留着，说等孩子出生了，给孩子吃。
有一次，她实在馋得不行，跟我说，想吃城里的那种蛋糕，软软的，甜甜的。
我一咬牙，决定去一趟省城。
一来，是想给春燕买蛋糕。
二来，是想去看看建涛。
他结婚了，娶的是他们单位领导的女儿。
婚礼我们都没去，是他打了个电报回来说的，言辞很简单，就是告知一下。
爹娘气得好几天没吃饭。
“这个孽子！结婚这么大的事，就一个电报？”
“他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家！”
我心里也不好受，但还是劝爹娘。
“他忙，单位刚起步，身不由己。”
这次去，也算是替爹娘，去看看他那个新家，认认门。
我穿上过年才舍得穿的，最好的一件外套，揣上卖粮食换来的几十块钱，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那是我第一次去省城。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捏着建涛信里写的地址，一路打听，找到了他住的家属院。
门口有警卫，拦住了我。
“你找谁？”
“我找王建涛。”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哥。”
警卫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那一身土气的打扮，跟这里格格不入。
他眼神里，满是怀疑。
他打了个电话进去，说了几句。
过了一会儿，建涛出来了。
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西装裤，看起来比上次回来，更精神了。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皱。
“哥，你怎么来了？”
那语气，不是惊喜，是惊吓。
“我……我来看看你，也给春燕买点东西。”我有些局促。
他把我领进家。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好的房子。
地上铺着木地板，亮得能照出人影。
沙发是软的，一坐就陷下去。
还有电视机，跟电影里的一样。
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年轻女人从房间里走出来，长得很漂亮，但看我的眼神，冷冰冰的。
“这是我哥，建民。”建涛介绍道。
然后又对我说：“这是你弟妹，晓莉。”
我冲她笑了笑，她只是点点头，连“哥”都没叫一声。
气氛很尴尬。
建涛给我倒了杯水，是热的，但我感觉不到一点温度。
他问了问家里的情况，爹娘身体好不好，地里收成怎么样。
我都一一答了。
像是例行公事的盘问。
中午，晓莉没做饭，建涛从外面食堂打了点饭菜回来。
一荤一素。
吃饭的时候，晓莉一直在说单位里的事，说谁谁谁提了科长，谁谁谁分了新房子。
我一句话也插不上。
建涛偶尔应和几句，也没怎么跟我说话。
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一个不请自来的、讨人嫌的外人。
那顿饭，我吃得味同嚼蜡。
饭后，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土特产拿出来，一袋小米，一篮子鸡蛋。
晓莉看了一眼，嘴角撇了撇。
“哥，你太客气了，城里什么都有。”建涛说。
他把东西接过去，随手放在了厨房的角落里。
我坐了一会儿，觉得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我该走了，还得去买东西。”
“我送你。”
他把我送到家属院门口。
我没让他送，我知道，他巴不得我早点走。
“以后……要来提前打个电话。”他说。
“嗯。”我应着。
我知道，这是客套话。
他的意思是，最好别再来了。
我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
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我找到了供销社，买了一斤蛋糕，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好，揣在怀里。
回去的路上，天开始下雨。
我没有伞，任凭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
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从省城回来，我大病了一场。
春燕挺着大肚子，衣不解带地照顾我。
她问我，在城里见到建涛，他好不好。
我撒了谎。
我说，建涛很好，弟妹也很好，他们都很关心我们。
我不想让她担心。
那块蛋糕，她吃得很香，一边吃，一边笑。
她说，这是她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看着她的笑脸，我心里的苦，才稍微淡了一点。
儿子出生了，我给他取名，叫“望城”。
我希望他，将来能走出这片黄土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不要像我一样。
有了孩子，日子更紧巴了。
但我浑身是劲。
我承包了村里的几亩荒地，种上了果树。
没日没夜地干，起早贪黑。
春燕也跟着我一起受累，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几年下来，果园开始有效益了。
我们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
盖了新瓦房，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望城也很争气，从小读书就聪明，年年考第一。
他成了我的骄傲，我的希望。
建涛那边，消息越来越少。
有时候一年，都接不到一个电话。
只是每年过年，会通过邮局，汇两百块钱过来。
爹娘年纪大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他们总是在念叨，想去省城看看，看看建涛的家，看看他们那个没见过面的孙子。
建涛总说忙，没时间。
爹没等到那一天。
他走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门口的方向。
我知道，他在等建涛。
建涛回来了，是接到我加急电报后，第三天才回来的。
他穿着黑色的呢克服，神情哀伤。
但我总觉得，那哀伤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他给了我一千块钱，说是丧葬费。
“哥，单位事多，我处理完这边，就得马上回去。”
葬礼上，他只是匆匆地磕了几个头，连长明灯都没守一夜。
他跟村里来吊唁的人，保持着距离。
有人想跟他攀谈，他也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
他怕别人求他办事，怕沾上我们这些穷亲戚。
我全看在眼里，心，一点点变冷。
爹下葬后，他第二天就走了。
临走前，他对我说：“娘年纪大了，你多照顾。”
我没说话。
难道我不照顾，他会从省城回来照顾吗？
几年后，娘也走了。
走的时候，很安详。
她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
“建民，别怪你弟。”
“他有他的难处。”
“你们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含着泪，点点头。
送走了娘，这个家，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了。
我和建涛之间，那根最脆弱的纽带，也断了。
从那以后，我们彻底断了联系。
他没有再汇过钱，也没有再打过电话。
他好像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只是偶尔，能从省台的新闻里，看到他的身影。
他升官了，当了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
电视上的他，意气风发，侃侃而谈。
跟当年那个穿着蓝布褂子，满眼是星星的少年，判若两人。
春燕会指着电视说：“看，是望城他叔。”
我“嗯”一声，就转过头去。
我不想看。
每看一次，心里那道陈年的伤疤，就像是被重新揭开，血淋淋的。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转眼，望城长大了，也到了要高考的年纪。
他的成绩，比我当年，比他叔叔当年，还要好。
老师说，只要他正常发挥，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都没问题。
我很高兴，也很发愁。
愁的，还是那个字，钱。
现在的大学，可比我们那时候贵多了。
一年学费加生活费，就是个天文数字。
我果园的收入，虽然在村里算不错，但要供一个大学生，还是捉襟见肘。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春燕看出了我的心事。
“要不……去找找你弟吧？”她小心翼翼地提议。
我心头一震，像是被针扎了一下。
“找他干什么！”我没好气地说。
“他现在是大官了，手指缝里漏一点，都够咱望城念完大学了。”
“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求他！”我吼道。
春燕被我吓着了，眼圈一红，没再说话。
我知道我话说重了。
但我控制不住。
那个名字，是我心里的禁忌。
我宁可去要饭，也不想再看到那张冷漠的脸。
可是，为了望城。
为了我唯一的儿子。
我不能让他，再走我的老路。
高考成绩出来，望城考了全市的理科状元。
录取通知书，是北京那所最有名的大学寄来的。
村里像炸了锅一样。
道贺的人，踏破了我们家的门槛。
我脸上笑着，心里却在滴血。
学费，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果园的果子预售了明年的，又挨家挨户去借。
东拼西凑，还是差一大截。
那天晚上，春燕又跟我提起了建涛。
这次，她哭了。
“建民，我知道你心里有坎。”
“可你不能为了自己的那点骨气，耽误了孩子一辈子啊！”
“望城不是你，他是状元！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
“你去求他，就当是为了我，为了孩子，行吗？”
她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泣不成声。
我的心，碎了。
是啊，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自己的遗憾，不能再让儿子重演。
那点可怜的自尊，在儿子的前途面前，一文不值。
“我……我去。”
我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
第二天，我揣着这些年攒下的所有钱，还有跟乡亲们借的钱，踏上了去省城的路。
这一次，我的心情，比上一次，还要沉重。
我不再是去探亲的哥哥，而是一个去乞讨的穷亲戚。
我还是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家属院。
门口的警卫，换了人，但眼神，还是一样的。
我报了王建涛的名字。
警卫又打量了我一番。
“有预约吗？”
“没……没有。”
“领导很忙，没有预约，不能见。”
我站在门口，一遍遍地跟他说，我是王局长的亲哥哥，有急事找他。
我说得口干舌replaced。
他就是不放行。
“这是规定。”
我没办法，只能在门口等着。
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太阳落山。
我没吃饭，也没喝水。
腿站麻了，就蹲一会儿。
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小汽车，看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人，我觉得自己像个要饭的，可怜又可笑。
天快黑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开了过来。
车牌号，我很熟，在新闻里见过。
车在门口停下。
警卫敬了个礼。
后车门打开，建涛从车上下来了。
他比电视上，显得更胖了些，也更威严了。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
他的脸，瞬间沉了下来。
他快步向我走来。
我以为，他会问我怎么来了。
或者，至少，会叫我一声“哥”。
我错了。
“你来干什么！”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是冰冷的质问。
“建涛，我……”
“谁让你来的！”他打断我，声音压得很低，但充满了怒火，“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在这里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影响多不好！”
我被他骂懵了。
我千里迢迢来找他，他没有一句关心，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
“我……我是有事求你。”我低下头，声音小得像蚊子。
“有事？你能有什么事？”他眼神里满是鄙夷，“缺钱了？”
我点点头。
他从钱包里，掏出一沓钱，看也没看，就塞给我。
“拿去，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跟你，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我的身份，我的地位，不容许有你这样的穷亲戚！”
他的话，像一把把尖刀，一刀一刀，剜着我的心。
我捏着那沓钱，手在发抖。
我抬起头，看着他。
这张脸，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却如此陌生。
“王建涛，”我叫着他的全名，“你忘了？你忘了78年，是谁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的吗？”
我终于，把这句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问了出来。
我以为，他会愧疚，会不安。
我又错了。
他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冷笑了一声。
那笑声，比冬天的寒风，还要刺骨。
“哥，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那是你自己没本事，抓不住机会，能怪谁？”
“再说了，就算你当年上了大学，就一定能混得比我好吗？”
“路是自己选的，别把自己活得像个怨妇一样，到处博同情！”
“我能有今天，靠的是我自己的努力，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拿着钱，赶紧滚！”
他说完，不再看我一眼，转身就走进了家属院。
高大的铁门，在我面前，缓缓关上。
“砰”的一声，隔绝了两个世界。
我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沓被他“施舍”的钱。
眼泪，终于决堤。
我哭得像个孩子。
几十年的委屈，几十年的期盼，几十年的兄弟情，在这一刻，都碎成了粉末。
我把那沓钱，狠狠地摔在地上。
然后，转身，一步一步，离开了这个让我恶心的地方。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回头，会忍不住，冲上去，跟他拼命。
那天晚上，我没有坐车回家。
我沿着铁轨，走了一夜。
我想了很多。
想起了爹，想起了娘。
想起了春燕，想起了望城。
也想起了，那个曾经跟我睡一个被窝，跟我说要让我享福的弟弟。
天亮的时候，我走到了一个小站。
我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一张回家的车票。
回到家，春燕看到我，吓了一跳。
我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
“钱……要到了吗？”她颤抖着问。
我摇摇头。
然后，我笑了。
“我们不求他。”
“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供咱儿子上大学！”
春燕抱着我，放声大哭。
我没有哭。
我的眼泪，已经在那天晚上，流干了。
从那天起，我变了。
我不再提王建涛这个名字。
我把他，从我的生命里，彻底剔除了。
我开始疯狂地挣钱。
白天在果园干活，晚上就去镇上的工地打零工，搬砖，扛水泥。
我把命都豁出去了。
村里人看我这样，都来帮忙。
东家凑一百，西家凑五十。
连五保户张大爷，都把他捡破烂攒下的十几块钱，送了过来。
“建民，给娃上学用，娃有出息，是村里的福气。”
我一个七尺高的汉子，捧着那 crumpled 的零钱，哭得说不出话。
我挨家挨户地磕头。
我发誓，这些钱，我就是做牛做马，也一定会还。
开学前，我们终于凑够了望城的学费和路费。
送望城去北京那天，春燕给他缝了个新书包，把钱一层一层地包好，缝在书包的夹层里。
我还是像当年送建涛一样，把他送到了火车站。
临上车前，我把他拉到一边。
“望城，到了学校，好好念书。”
“但是要记住，不管你将来当多大的官，挣多少钱，都不能忘了本。”
“不能忘了，你是从这黄土地里走出去的。”
“不能忘了，那些在你困难的时候，帮你一把的乡亲们。”
望城红着眼，用力地点头。
“爸，你放心，我记住了。”
火车开动了，望城也像他叔叔当年一样，把头伸出窗外，冲我们挥手。
看着他的脸，我仿佛又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但我知道，他们不一样。
我的儿子，不会成为第二个王建涛。
望城走了，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比以前更忙，也更充实。
我要挣钱，还债，还要给望城寄生活费。
我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
春燕的身体，不太好，常年操劳，落下了一身病。
但我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
我们俩，相濡以沫，互相扶持，把这个家，撑了起来。
望城很懂事。
他在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很少跟家里要钱。
每年放假，他都会回来，帮我打理果园，陪我们说话。
他会给我们讲北京的新鲜事，讲他的同学，他的老师。
他的眼睛里，有光。
那是和我，和建涛，都不一样的光。
是自信，是坦荡，是善良。
大学四年，他年年拿奖学金。
毕业后，他考上了公派留学生，去了美国。
走之前，他把第一笔工资，都交给了我。
“爸，这是我还给乡亲们的钱。”
我拿着那笔钱，手抖得厉害。
我按照当年的账本，一家一家地还钱。
乡亲们都不要。
“建民，你这是干啥！”
“望城有出息，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还是硬塞给了他们。
“人情要记，但钱，必须还。”
这是我做人的道理，我也希望，我的儿子能懂。
望城在美国待了几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很多大公司都想高薪聘请他，他都拒绝了。
他回来了。
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山村。
他跟我们说，他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
所有人都说他傻。
放着金饭碗不要，跑回这穷山沟里。
我没说话。
但我知道，我儿子，长大了。
他没有忘记他的根。
他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搞起了科学种植，建了农产品加工厂，还联系了电商平台，把我们村的苹果，卖到了全国各地。
几年下来，我们村，彻底变了样。
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买了小汽车。
我们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我也老了。
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但我每天，都乐呵呵的。
我不用再下地干活了，望城不让。
我就每天，在村里溜达，跟老伙计们下下棋，吹吹牛。
日子过得，比神仙还舒坦。
春燕的病，也因为生活好了，心情好了，慢慢康复了。
她现在是村里秧歌队的队长，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一群老太太，在广场上扭来扭去。
有一年，省里来了个大领导，来我们村视察。
据说，是主管农业的副省长。
村长和望城，都陪着。
我在远处看着，觉得那个领导，有点眼熟。
等他走近了，我才看清。
是他。
王建涛。
他比电视上，更老了，也更胖了。
头发稀疏，腆着个大肚子。
官威十足。
他一路走，一路听着望城的介绍，不停地点头。
脸上，是那种公式化的、赞许的笑容。
他好像没认出我。
也是，我现在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他怎么可能还记得，几十年前，那个穿着破烂的哥哥。
他们走到我面前。
望城停下来，介绍道：“王省长，这是我父亲。”
王建涛愣住了。
他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他嘴巴张了张，似乎想说什么。
是想叫我“哥”，还是想叫我“建民”？
我不知道。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怨。
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你好。”我说。
然后，我转过身，背着手，慢悠悠地走了。
我没有再回头。
身后，是望城和他的对话。
“原来……这是您父亲。”
“是。”
“他……身体还好吗？”
“很好。”
“这些年……辛苦他了。”
“不辛苦，我爸说，人活一辈子，活个踏实。”
……
那天的太阳很好。
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走到村口的歪脖子树下，坐了下来。
看着远处的青山，看着我们村的新房子，看着田里绿油油的庄稼。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值了。
我没有上大学，没有当大官。
我一辈子，就是个农民。
我的手，很粗糙。
我的脸，刻满了风霜。
但我养活了我的家，养出了一个有出息、懂感恩的儿子。
我守住了我的根，守住了我的本分。
这就够了。
至于那个叫王建涛的人。
他是省长也好，是主席也好。
都跟我，再没有关系了。
我只是，王家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农民。
叫，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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