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以日为鉴》分为5个章节，分从社会失业潮、大学生毕业潮、财政紧缩危机、老龄化与少子化，社会内卷与全民出海五个维度来展开叙事。
本读书笔记摘取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和资料，如需更深层次的学*和了解，建议购买作者的原著进行学*。
第二篇 无法与自己和解的一代人
第四章 人生开启于失落经济——就业冰河世代的一生
团块次代，指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大约1800万人，他们自出生便被烙上“过剩”的烙印，从小学一路竞争到大学。但不幸的是，当他们步入社会时恰逢泡沫经济崩溃，一次次改革让这代人始终被时代浪潮裹挟，既未能继承父辈的经济红利，又无法获得后代的社会保障，成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夹心层。
一、同辈压力竞争的70世代
1971—1974年是战后出生人口的超级波峰，连续4年新生儿超过200万人，当时社会将其称为“800万团块次代”。而日本通常以四年作为一个同辈期，这800万新生儿在将来就变成了800万同辈竞争者。就此，“800万同辈竞争者”的概念，压在了当时每一个家长的心中。
整个70年代日本都处于“回声婴儿潮”时期，随着战后第一代婴儿潮（1947—1954年）时出生的人陆续进入育龄，日本社会迎来新一轮生育高峰，新生儿数量累计超过1800万。
二、补*中度过的少年时代
“四当五落”是一个曾经响彻日本70年代家长圈的流行语。考生每天睡四小时，就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当），每天睡五小时的话，就会名落孙山（落）。日本七八十年代的大学录取人数仅有40万人，但当时每年都有140万人完成高中学业，实际的大学录取率不到40%。
1970年开始，东京地区优质私立初中，每年的申请人数都在录取人数的20倍以上。1970年日本教培行业正式进入所谓超黄金发展时期，1976年全国补*机构突破一万家，而仅仅5年后再次翻倍冲破2万家，10年时间机构数量翻了4倍。而在当时的“补*圣地”首都东京，出现了所谓封闭式补*集训班。那些头上绑着“努力必胜”的小学生们，都是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连续补*超过1个月。
70年代开始，考试竞争从小学到高中一路蔓延，景象之惨烈，被日本媒体称为“受験地獄”（应试地狱）。在这样的恐怖竞争压力下，在家长、老师、社会的焦虑中，这批孩子们打着鸡血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三、不被理解的青年时代
90年代开始，70后终于在焦虑与竞争中走完了大学时光，正当他们满怀希望憧憬未来时，却发现社会留给他们的不是“大手企业年薪千万”，而只有“就业冰河时期”。
这群70后陷入了自我证明的恶性循环。明明有好的学历却找不到好工作，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他们既难以获得社会的理解，也无法与自己达成和解。在泡沫经济破裂的头10年（1991—2001年），他们长期处于社会的质疑声中。
1997年开始，日本青年自杀率开始飙升，至2003年翻了近3倍，此后青年自杀人数常年保持高位。
四、被孩子厌弃的中年世代
“派遣家庭”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语，用来指代父母都是派遣员工，工作十分不稳定、没有稳定的收入储蓄来源的家庭。在厚生劳动省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70后有46%的家庭至少有一方是派遣员工，而夫妻双方都是派遣员工的家庭比例也超过25%，即日本每四个70后家庭，就有一个完全依赖不稳定的派遣收入。
根据总务省2022年家庭预算年度调查报告，日本四口之家的每月的伙食费用是8.8万日元，也就是一年105万日元，而一个派遣员工年收入通常不会超过300万日元。这也是日本家庭主妇们个个都是省钱能手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收入不足，有谁愿意晚上8点去菜市场抢便宜菜？此外，Good Neighbors Japan组织在202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派遣家庭的父母将用餐次数减少到每日两餐，大约40%的孩子在假期连一日两餐都做不到。
更可怕的是，派遣家庭的第二代们还普遍承受低学历困境。据文部科学省统计，日本国立大学4年学费是255万日元，私立大学则是550万日元。而派遣家庭的平均储蓄普遍在300万日元以下，这意味着孩子如果想要上大学，往往需要掏空整个家庭十余年的储蓄。而一旦考不上国立大学，家庭根本不能负担私立大学的高学费。
五、迷茫的老年
如今，这批就业冰河世代走过了少年、青年与中年，正不可避免地迈向老年。2016年日本NHK纪录片《老后破产》上映，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社会现实：日本独居的老人数量已逼近600万，其中约半数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五章 学历贬值的一代——日本学历贬值的20年：回顾日本学历贬值史
学历的价值一直和大学生供应的数量息息相关。
据统计，90年代日本大学毕业人数整整比80年代多出40%，而过量的大学生供应恰好遇上了日本就业冰河时期。在经济停滞，岗位减少的背景下，全社会却必须面对大学生集中式就业的冲击。于是日本政府在90年代中后期启动了就业与教育改革缓解供需失衡情况，但改革却导致了大学文凭的持续贬值，最终摧毁了日本社会曾经学历至上的思想。
从1994年至2004年的10年间，大学生起薪增长不到10%，增长率甚至仅有同时期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这导致大学生与高中生的工资水平被迅速拉近。在学历大幅度贬值以后，社会开始不再相信学历的价值。2024年全日本甚至仅有45万人参加高考，创下近30年历史最低值，高中生愿意参加高考的比例已不足50%，其就业市场更是呈现低学历化。
一、校招市场的崩塌
从1992年开始，泡沫时期疯狂招聘大学生的校园招聘市场开始熄火。大量学生无法在校招期间找到工作，此后引发的校园招聘市场的崩塌也被认为是日本学历贬值的开始。
1992年，文部省统计当年还只有7万应届毕业生未能在校招期间找到工作，但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就提升到了17万人，占当年毕业总数的四分之一。短短几年日本的校园招聘市场就名存实亡，当时没有在校招期间找到工作的学生，只能被迫放弃应届生身份，在社招市场寻找工作。
就此，日本社会迎来了第一轮学历贬值浪潮。
二、无序就业时期
1996年日本社会迎来史上最大的婴儿潮一代就业冲击。1973年破纪录的210万出生人口，在1996年转化为了恐怖的80万应届毕业生。面对已经名存实亡的校招市场与就业潮叠加，日本政府开启了第一轮就业改革，但这又加速了日本的学历贬值。
这一轮改革有两个方向：第一就是修订劳务派遣制度；第二则是全面废除校招制度。
其实1996年的劳务派遣制度改革只开放26个工种，影响还比较有限，废除校招制度才是造成学历再次贬值的主因。
从改革措施来说，改革后大学不再限制学生签署劳动合同的时间，企业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招聘。由于校招制度废除，不再有固定的校招时间，这导致学生们反而被迫提早寻找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人甚至抱着找到工作就好的心态，根本不考虑工资的多少。由于大学生就业过于内卷，甚至出现所谓“大学生即奴才”的说法。而从数据来看，1997年日本大学生起薪再次出现负增长。
事实上，当时的学历之所以贬值，还有一个全社会都讳莫如深的原因：那段时间正是日本代际传承最严重的时期。当时恰逢团块世代的子女就业潮，团块世代群体作为日本大手企业员工中占比最高的群体，自然可以很轻松地为子女寻找工作。据《日本经济新闻》统计，1998年日本1 000人以上规模企业总计招聘了14万人，其父母是团块世代的占比超过50%。
在市场岗位本就稀缺的情况下，这些优质的岗位还被“二代”们所占据，学历失去了竞争价值。
就此日本学历完成了第二轮贬值。
三、劳务派遣市场化时期
但笔者必须强调，整个90年代日本的学历贬值还相对较慢，大学生的薪酬还能保持基本的稳定，考公或者返乡工作对大学生依然是个机会。而2000年以后，才是日本学历贬值最残酷的时代，那就是超级就业冰河时期的学历贬值问题。
2000年开始，日本进入超级就业冰河时期，这时候城市有三类失业人口。第一类是日本银行破产潮后的金融工作者，第二类是返乡就业潮后的回城人员，第三类则是日本过去10年过量供应的大学生们。当时这三类失业人群几乎挤爆了日本的城市就业市场，2001年三大都市圈总失业人口达到了280万人。就此日本启动了第二轮就业改革，而这一轮就业改革直接指向了劳务派遣制度，而这成为日本学历贬值第三阶段的开始。
1999年政府彻底放开劳务派遣制度限制，所有工种都可以进行劳务派遣。而2000年政府颁布《派遣机构管理法》，将劳务中介机构合法化，要知道日本此前介绍工作收费是不合法的。
改革后，劳务派遣彻底成了脱缰的野马不再受到监管。从2000年开始日本进入劳务派遣市场化时代。此时就业市场的海量失业人口，对于劳务机构来说就像是秃鹫看到了腐肉，他们可以尽情地压低劳动者的薪酬。2001年日本人力机构联合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劳务等级制度。制度将人公开地划分为ABC等级，不同等级对应不同时薪。学历在这种压榨制度下的作用十分微弱，在当时高中生与大学生被划分到一个劳务等级是十分常见的现象。
至2003年，30岁以下年轻人的劳务派遣比例高达40%。学历在这种等级制度下作用越来越小。厚生劳动省统计，劳务派遣市场化以后，劳务派遣员工的月工资只有正式员工的40%，而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基本只够温饱。
可以说劳务派遣的市场化彻底完成了对日本学历贬值的致命一击。
四、教育市场化改革
2005年日本启动了大学法人化改革，后来这一改革被日本社会称为大学地震。这次改革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在长期萧条的经济下，日本财政已经无法供养现有大学了，政府要求大学增加收入，尽快实现自负盈亏。改革后，日本所有大学都选择增加学费。
2010年日本国立大学学费已经暴涨到53万日元，私立大学更是涨到80万日元。在学费如此高昂的背景下，贷款上学成了必然的选择。大学市场化改革后，日本每2.7个大学生中，就有1人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其平均贷款金额高达300万日元。
但日本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很多学生毕业后还不上贷款。贷款机构统计，2010年日本未按时还款的大学生们高达33万人。而这些大学生甚至还没有进入社会就迎来了个人的信用破产。2000年开始日本自杀率逐年提升，至2010年突破历史性的3万人，高学历的劳务派遣员工成了其中的主要群体。就此社会开始出现大批量的高中生就业群体，日本开始沦为低学历社会。
第六章 日本硕博扩招一代——日本硕博学历贬值史：大扩招的教训
引子：自信的决策与研究院倍增计划
1991年末，日本一年一度的国民经济白皮书发布，副标题是“长期增长的条件”。面对连续15个月的经济衰退与大幅下滑的房地产市场，通产省规划中依然自信地宣布，日本至少还有5—10年的二次增长曲线。一时间日本全民信心爆棚，寻找下一个长期增长点成为当时热议话题，而这甚至一度刺激了日经指数在年末的小幅反弹。
而就是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政府提出以科技创新重新刺激经济增长的科学立国战略，其中扩招高学历人才是该战略的主要任务之一。政府笃信通过扩招高端人才复制80年代的产业优势，日本可以迅速走出经济衰退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文部省启动了一场为期多年的研究生扩招计划。由于当时恰逢大学生失业潮，在就业难的背景下社会掀起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考研热，研究生报名人数仅4年就翻倍增长。但此后考研潮愈演愈烈，导致研究生出现过量供应。最高峰时日本国立大学毕业生考研比例竟然高达60%，虽然政府多次调整政策，但最终这场硕博大扩招却演变成了学历大贬值。
根据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大扩招后博士生就业率连续9年低于60%，以2007年为例，当年毕业的15973名博士中，仅有9167人找到工作，其中文科与社科类博士的就业率更是不足40%。而硕士就业率虽然略高于博士，但也依然远低于同时期本科生就业率。
2021年文部省统计，选择大学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比率仅11.8%。如今日本本科生毕业就参加工作成为常态，由此可见这轮贬值对日本学生就业观的影响之大。
一、扩招之初，过量的扩招人数与教育质量下滑
1992年日本启动了泡沫后第一轮高等教育改革，放宽硕士招生限制成为改革的核心。扩招实施不到三年，硕士在校人数就从6万暴增至10万，后来这段时间被称为硕士扩大化时期。
改革后各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门槛被大幅降低。事实上，政策实施后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超额扩招与教育质量的严重下滑。
1.教育资本化失控（超额扩招现象）
倍增计划推出时，政府规划用10年时间将硕士人数增长至10万人。但实际仅5年就已经超过原定的规划扩招人数，最高峰时更是超过原定规划的2倍还多。
政策放宽后大量民间资本涌入大学投资，许多不具备研究生教学能力的私立大学也开始扩招。据文部省统计，4年时间里，私立大学的硕士学院数量从170家暴涨至290家。由于新建学院数量过快，各私立大学师资力量出现严重不足。
1994年私立大学报名数突破3.2万人，而当年总共只录取了2万人，这意味着即使最差的研究院都存在淘汰率。短短4年，私立大学在校人数就从不足2万跃升至4.5万人，由此可见这一轮扩张速度之快与研究生超额扩招的数量之大。
2.教育质量下滑
由于各大学都处于扩招状态，教师数量完全跟不上硕士扩招速度。而这也导致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飞速下滑。文部省统计，扩招前全国研究院平均师生比例是1:2.7，扩招后仅三年就超过1:5。个别新成立研究生学院甚至出现一名导师同时负责10名学生的情况。
由于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导师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指导压力，往往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学术交流和建议，难以对学生的研究课题进行全面细致的把控。与此同时，很多学生选择读研更多是将其视为“经济冰河时期”的就业缓冲地带，而非出于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追求。
因为毕业过于轻松，社会将研究生学院称为休闲之地，*降低了大众对研究生，尤其是私立大学研究生的认可度。
二、扩招政策大调整，大学竞争化时期与从严考核
1996年日本社会已经意识到过度扩招带来的危害。在大扩招无法停止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96年提出研究生教育质量改革与博士扩招计划。一方面，政府鼓励研究生进行博士深造以延缓就业，此后又推出博士后支援计划，最高峰是在读博士数量达到7万，博士后达到1.5万，是扩招前的整整三倍。
1.大学竞争时期—从严考核
当时政府通过引入大学间竞争制度，将高校经费从申请制改为竞争制，企图通过竞争倒逼各大学提升学生的学术研究产出能力。此后高校间迅速形成马太效应，不具备科研能力的私立大学逐渐被市场淘汰。
但对于国立大学的在校学生来说，这一改革则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其毕业门槛被大幅度提高，各国立大学为了竞争经费，纷纷对学生提出极为严苛的毕业论文要求。这导致许多学生无法按时完成学业，只能选择延时毕业。
根据文部省数据，质量改革前硕士的平均延毕率在8%以下，但改革后最高达到了17%。同时各国立大学每年还有约2 000人选择退学，90年代因为考研人数众多，优质的国立大学考研竞争十分激烈，不到万不得已几乎不会有人选择退学。
可见这一轮质量改革对学生毕业难度要求之高。
2.教授的无情压榨
但其实除了毕业难以外，当时的学生还面临一大问题，那就是教授们的无情压榨。由于日本高校采用教授负责制，教授对学院内所有学生去留问题都有一票裁定权，导致教授权力极大。
学生们想要专心进行科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文部省统计1998年研究生实际科研时间仅占53%，剩下时间都在处理非科研事项。一边是艰难的毕业论文，一边是教授的无情压榨，研究生与博士们几乎都处于严重过劳状态。
三、“科学立国”战略失败后的就业之痛
在竞争如此激烈环境中考上硕博，又艰难毕业的学生们，他们的就业状况究竟如何呢？让人遗憾的是，就业之痛才是这批学生们命运最残酷的考验，这也正是“研究院倍增计划”至今都在日本饱受争议的原因。
1.隐形难民，100万余扩招的硕博学生
（1）科研机构法人化冲击
1999年日本遭受了泡沫破裂以后的第二次经济冲击。当年因为财政负担难以维持过量的研发支出，日本启动了国立科研机构法人化改革，改革后原由政府扶持的科研机构开始自负盈亏，各大科研机构实施人员降本增效。此前各大科研机构一直是日本研究生的主要就业渠道，这轮缩招导致国立大学研究生就业率首次跌破70%。
（2）高校缩编潮
2000年政府开始调整科研扶持政策。政府宣布只对通信等四个产业进行经费扶持。2002年政府科研经费开始减少，各大高校开始缩减人员编制，由于高校与研究机构同时缩减编制，当年博士与研究生就业率双双跌破60%。政府2004年宣布对高校实施经费管控改革，此后每年的高校经费都要比上年减少1%。大量依附高校的机构被裁撤，硕博学历的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
（3）企业支援计划失败
2002年开始，政府启动了企业支援计划协助研究生与博士就业。政府给予一定奖励，鼓励企业雇佣研究生与博士搞研发，奖励最高时期每雇佣一名博士可以奖励企业500万日元。但现金奖励也没有换来企业的雇佣，2004年文部省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5%的企业愿意雇佣博士与研究生。
2.就业冰河时期特别援助
2005年为了应对经费缩减潮，日本各高校开始对临时教师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后临时教师不再有转正机会，所有合同都是一年一签，按照上课次数付费，其工资待遇与稳定性甚至低于就业市场的派遣员工。根据文部省2007年统计，临时教师的年收入普遍低于200万日元，属于日本的绝对贫困群体。而当时日本有整整16.8万临时教师（全教育口径），其中73%都是35岁以下的硕士与博士生。2010年日本启动就业冰河时期特别援助，高学历的临时教师成了主要援助群体。
从2007年以后日本大学生开始拒绝读研考博，日本曾经稳居世界第三的科研体系走向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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