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1987年我中专落榜，全家劝我算了，二姐将钱拍桌上：读高中！我供
1987年的夏天，天好像破了个洞，往下倒着火。
知了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上，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喊，喊得人心慌。
我的中专录取通知书，没来。
和我一起估分的同学，李明，比我估分还低了十分的，都收到了地区卫校的通知书，红色的纸，烫金的字，在他家门口显摆了好几天。
而我的信箱，除了几张电费单子，空得能养耗子。
完了。
这两个字，像两块大石头，哐当一下，砸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那几天，我们家原本就逼仄的小院，气氛更是压抑得像一块拧不出水的抹布。
爹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的劣质烟，不说一句话，但每一下叹气，都像个小锤子，敲在我心上。
娘的嘴里则翻来覆去念叨着那几句话。
“你说你这孩子，当初让你报个师范，你非不听，报什么卫校。”
“女孩子家家的，当个老师多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现在好了，不上不下的，可怎么办？”
她一边说，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瞟我，那眼神，不是责备，是一种更伤人的东西，是失望，是愁苦。
大哥在新华书店上班，算是个文化人，他说话比较委婉。
“小妹，一次考试也说明不了什么。再说，现在的路多宽啊，不一定非要读书。”
他顿了顿，给我递过来一个削好的苹果。
“学个手艺，也挺好。我跟我们单位门口那个裁缝店老板说了，他那儿缺个学徒，你要是愿意……”
我没接那个苹果。
胃里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堵。
我才十七岁，我不想当一辈子裁缝。
晚饭桌上，气氛达到了冰点。
一盘炒青菜，一盘咸菜疙瘩，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
没人动筷子。
爹终于掐灭了手里的烟头，开了口，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老三，”他叫着我的小名，“要不……就这么算了吧。”
“你哥说的对，学个手-艺，饿不死人。”
我浑身一颤，猛地抬起头。
“算了？”
什么叫算了？我的人生，就这么“算了”？
娘赶紧打圆场，“你爹不是那个意思。家里……家里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
“你大哥要结婚，正准备盖新房。你二姐在纺织厂，一个月也就那点死工资。我和你爹，土里刨食，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
“再让你读三年高中，万一……万一考不上大学呢？那不就全打水漂了？”
是啊，万一呢？
谁也给不了这个保证。
我的心，一点一点往下沉，沉到无底的深渊里。
我低着头，看着碗里自己那张模糊的脸，眼泪一滴一滴，砸进玉米粥里，泛起小小的涟漪。
我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一个没考上中专，还要拖累全家的罪人。
就在这时，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是二姐，她下班回来了。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额前的头发被汗水浸湿了，一绺一绺地贴在脸上。
她一进门，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了这是？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没人说话。
二姐的目光在我红肿的眼睛上停了一下，又扫过桌上几乎没动过的饭菜，最后落在我爹那张写满愁苦的脸上。
她好像瞬间就明白了什么。
“是不是小妹的成绩……”
娘叹了口气，“别提了。差了三分，没录上。”
“三分……”二姐喃喃地重复了一句，她走到我身边，摸了摸我的头。
她的手心很粗糙，带着机油和棉纱的味道，但很温暖。
“我今天听厂里的人说，今年分数线特别高，好多人都没考上。”她安慰我。
爹闷声闷气地说：“没考上就没考上吧，我跟她妈商量了，让她去学个裁缝。”
二姐的眉毛一下子就拧了起来。
“学裁缝？爸，你说什么呢？小妹才多大？”
“不学裁缝能干啥？你供她？你一个月才几个钱？”娘的火气也上来了，声音拔高了八度。
“我供就我供！”
二姐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寂静的空气里。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姐迎着全家或震惊、或怀疑、或不解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得斩钉截铁。
“小妹想读书，就让她读！她才十七，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说的轻巧！读高中三年，学费、生活费，哪样不要钱？你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娘气得胸口起伏。
“钱的事，你们不用管。”
二姐说完，转身进了她那间小屋子。
屋里传来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
再出来时，她手里攥着一个用手绢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她走到饭桌前，把手绢“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桌上的碗筷都跟着跳了一下。
手绢散开，露出一沓被捻得发毛的钱。
有一块的，有两块的，有五块的，最大的一张，是十块钱的大团结。
钱不多，皱皱巴巴，还带着二姐手心的温度。
“这里是三百块钱。”
“我从上班开始，每个月攒下来的，本来……本来是想给自己攒点嫁妆的。”
二姐的眼睛有点红，但她强忍着。
“现在，先给小妹交学费！”
“高中必须读！考大学！我供她！”
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只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
我看着桌上那堆皱巴巴的钱，再看看二姐那张因为激动而涨红的脸，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那不是委屈的泪，也不是绝望的泪。
那是被一道光，猛地照亮了整个黑暗世界的，滚烫的泪。
二姐那句“我供她”，像一声惊雷，劈开了笼罩在我头顶的乌云。
爹不抽烟了，愣愣地看着那堆钱，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
娘也不再念叨了，她看着二姐，又看看我，眼神复杂，最后低下头，用衣角擦了擦眼角。
大哥站起来，走到二姐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静兰，你……”
“哥，你别劝我。”二姐打断他，“小妹读书好，她不该被埋没在裁缝店里。我们家，总得有一个人走出去！”
“走出这个院子，走出这个镇子！”
二姐的话，让我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
走出这个镇子。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瞬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那么远。
我的世界，就是这个家，这个学校，这个抬头就能看到四角天空的小镇。
中专，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
现在，二姐为我推开了一扇更大的窗，窗外，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广阔的世界。
那天晚上，我抱着二姐给我的那个手绢包，一夜没睡。
钱的味道，混着二姐身上的机油味，和淡淡的肥皂香，钻进我的鼻子里。
我一遍一遍地数着那些钱。
三百二十七块五毛。
我知道，这可能是二姐的全部积蓄。
纺织厂是三班倒，辛苦得要命。
我见过二姐下夜班回来的样子，脸色蜡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走路都打晃。
她爱美，一直想买一双城里流行的白色高跟凉鞋，二十多块钱，她舍不得。
她也想买一块上海牌的手表，每次路过百货公司的柜台，都要站着看好久。
她什么都没买。
她把钱都攒了下来，现在，这些钱都放在了我的手上，变成了我通往高中的路费。
我觉得这三百多块钱，有千斤重。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
我拿着钱，去找二姐。
她的房门虚掩着，我轻轻推开，她已经起来了，正在梳头。
她只有一把用了很久的桃木梳子，齿都断了好几根。
“姐，”我走进去，把钱递给她，“这钱我不能要。”
“你拿着，是给你读书的，不是让你还回来的。”她头也不回地说。
“可是……这是你的嫁妆钱。”我的声音带着哭腔。
二_姐转过身，她笑了，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傻丫头，嫁妆什么时候都能攒。可你读书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她把钱重新塞回我手里，握住我的手。
“小妹，你别想那么多。也别有什么压力。”
“你只要记着，你不是一个人在读书。”
“你只管往前冲，天塌下来，有姐给你顶着。”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我用力地点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开学那天，是二姐陪我去的。
县一中，我们镇上最好的高中。
校门口挂着红色的横幅，“欢迎新同学”。
看着那些和我一样，背着崭新的书包，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期待的同学，我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自卑。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初中毕业直接考上来的尖子生。
而我，是一个中专落榜，靠着姐姐的血汗钱，才勉强挤进来的“复读生”。
我的书包是旧的，大哥用剩下的。
我的衣服是旧的，二姐改小的。
二姐好像看出了我的局促，她用力攥了攥我的手。
“抬头，挺胸！”
“我妹妹是来考大学的，谁也别想小看你！”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股暖流，瞬间驱散了我心里的阴霾。
是啊，我是来考大学的。
我捏紧了书包带，抬起头，和二姐一起，走进了那个我将要奋斗三年的地方。
高中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辛苦。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下自*。
每天有做不完的卷子，背不完的公式。
我被分在了一个普通班，班里的同学，基础都比我好。
第一次月考，我考了全班倒数第五。
那个红色的名次，像一个耳光，火辣辣地扇在我脸上。
那段时间，我压力大到整夜整夜地失眠。
我怕。
我怕我考不上大学，怕我辜负了二姐。
我怕看到她失望的眼神。
每个周末回家，二姐都会给我做好吃的。
有时候是一碗卧了两个鸡蛋的面条，有时候是她托人从城里买回来的烧鸡。
她从来不问我成绩，只是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然后笑着说：“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难受。
终于有一次，我又考砸了，物理只考了42分。
回家的路上，我的脚像灌了铅一样沉。
晚饭时，我对着二姐给我炖的排骨汤，一口也喝不下去。
“怎么了？在学校受欺负了？”二姐问。
我摇摇头。
“那是……考试没考好？”
我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姐，我是不是很笨？”
“我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
“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该读高中，我去当裁缝，就不会花你那么多钱了……”
我说不下去了，趴在桌子上，哭得浑身发抖。
二姐没有说话。
她只是静静地坐在我旁边，一下一下地，抚摸着我的后背。
等我哭够了，她才递给我一块毛巾。
“哭完了？”
我点点头。
“哭完就擦干眼泪，把这碗汤喝了。”
她的语气很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你比别人晚了一步，那就比别人多跑几步。”
“一次考不好，不代表你不行。你要是现在就认输了，那才是真的完了。”
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钱的事，你一个字都不用想。我跟你说过，有我。”
“但是，林晚，你要是自己先泄了气，那谁也帮不了你。”
林晚，我的名字。
很少有人这么连名带姓地叫我，尤其是我二姐。
当她这么叫我的时候，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
那天晚上，我把那张42分的物理卷子，贴在了我的床头。
我告诉自己，林晚，你没有退路。
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一个人。
别人五点半起，我五点起。
别人十点半睡，我学到十二点。
我把所有能用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上。
吃饭的时候在背单词，走路的时候在想数学题。
我把物理课本上所有的公式，定理，全都抄了十遍，背得滚瓜烂熟。
我不懂的题，就去问老师，问同学。
一开始，还有人笑我笨。
“这么简单都不会？”
我不在乎。
脸皮算什么？跟我的前途比起来，一文不值。
我的努力，很快就有了回报。
第二次月考，我考了全班第二十名。
期中考试，我进了前十。
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
拿着那张写着“第三名”的成绩单，我飞奔回家。
当我把成绩单递给二姐的时候，她的手都在抖。
她看了好几遍，才敢相信。
“好……好样的！”
她的眼圈红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二-姐哭。
为了给我庆祝，二姐那天特意请了假，去镇上割了二斤肉，包了我最爱吃的白菜猪肉馅饺子。
那天，我爹也破天荒地喝了二两酒，他拍着我的肩膀，反复说：“我闺女，有出息。”
娘在一旁，一边包饺子，一边偷偷抹眼泪。
那一顿饺子，我吃得特别香。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顿饺子，这是我们全家，对我迟来的认可。
高二那年，我进了重点班。
学*的压力更大了，但我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安定。
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
二姐的工作也越来越忙。
纺织厂的效益不好，开始抓产量，计件工资。
为了多赚钱，二姐主动申请去新上的生产线，那里活儿最累，但钱也最多。
她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人也越来越瘦。
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都看到她房间的灯还亮着。
我悄悄走过去，从门缝里看。
她不是在看书，也不是在织毛衣。
她在揉自己的肩膀和腰。
她的眉头紧紧地皱着，脸上是无法掩饰的疲惫和疼痛。
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上最好的大学，将来，一定要让二姐过上好日子。
我开始利用周末的时间，偷偷出去打零工。
我去工地上搬过砖，去饭店里洗过碗。
我去镇上的集市，帮人卖过冰棍。
一个夏天下来，我晒得像个黑炭，但也挣了五十多块钱。
我用这笔钱，给二姐买了一双白色的高跟凉鞋。
就是她曾经在百货公司柜台前，看了很久很久的那一双。
我把鞋子递给她的时候，她愣住了。
“你哪儿来的钱？”她的第一反应，是严厉的。
我把打零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夸我。
她只是拿起那双鞋，仔仔细细地看，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光滑的皮面。
然后，她让我坐下，亲自给我打了一盆热水，给我洗脚。
她看着我脚上因为搬砖磨出的水泡和伤口，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水盆里。
“傻丫头……”
“姐不辛苦，真的。”
“你把书读好，比什么都强。”
那天，她还是把鞋子收下了。
但是，我一次也没见她穿过。
她把鞋子用干净的布包好，放在了她的箱子底。
我知道，她不是不喜欢。
她是舍不得。
日子就在这样辛劳而又充满希望中，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到了1990年。
我的高三。
也是二姐出嫁的这一年。
男方是隔壁村的，一个叫赵建国的男人，在镇上的拖拉机站当修理工。
人很老实，对二姐也很好。
是厂里热心的王阿姨介绍的。
我见过他几次，黑黑壮壮的，不怎么爱说话，但一看到二姐，眼睛里就全是笑。
他会给二姐带自己家种的西瓜，会默默地帮我们家修好漏雨的屋顶，会把二姐的自行车擦得锃亮。
娘很满意。
“建国这孩子，踏实，会过日子。”
爹也点头，“嗯，是个能托付的人。”
只有我知道，二姐并不爱他。
二姐的心里，曾经有过一个人。
是她们厂里，一个从城里来的大学生技术员。
戴着眼镜，白白净净，会拉小提琴，会写诗。
二姐曾经把他的名字，写满了她的小本子。
那个大学生也喜欢二姐，喜欢她的爽朗，她的漂亮。
他们曾经在纺织厂后面的小树林里，偷偷地约会。
大学生说，等他在厂里站稳了脚跟，就娶她。
可是，大学生最终还是回了城。
他家里，给他安排了更好的工作，和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
他走的时候，二姐去送他。
我远远地看着。
他从头到尾，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二姐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火车开走，站了很久很久。
从那以后，二姐再也没提过那个人的名字。
她把那个写满了他名字的本子，烧了。
把所有的热情和梦想，都埋在了心里，变成了那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拍在了我家的饭桌上。
现在，她要嫁给赵建国了。
一个她不爱，但“适合过日子”的男人。
出嫁那天，二姐穿上了大红色的嫁衣。
娘给她梳头，一边梳，一边掉眼泪。
“我的儿啊，嫁过去，就是大人了。”
“要孝顺公婆，要勤快持家……”
二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安静。
我走过去，把一个我攒了很久钱买的，带红双喜字的暖水瓶，塞到她怀里。
“姐，祝你幸福。”
二姐看着我，笑了。
那笑容里，有欣慰，有不舍，也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淡淡的忧伤。
“小妹，以后姐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
“也要照顾好爸妈。”
“最重要的是，安心学*，什么都别想，一定要考出去。”
迎亲的鞭炮声响了。
赵建国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胸前戴着大红花，满脸喜气地来接她了。
二姐坐上了自行车的后座。
在众人的簇拥和欢笑声中，那辆红色的自行车，载着我的二姐，慢慢地，消失在了村口的小路上。
我站在门口，一直看着，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忽然觉得，我的整个青春，好像都随着那辆自行车，一起被带走了。
二姐走了，家里一下子空了好多。
再也没有人会在我周末回家时，给我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
再也没有人会在我失眠的夜里，陪我说话。
再也没有人会霸气地对我说：“别怕，天塌下来，有姐给你顶着。”
我把所有的思念和伤感，都化作了学*的动力。
我比以前更拼命了。
我要考上大学。
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二姐用她的青春和幸福，为我换来的梦想。
我不能输。
高考前的那个晚上，爹特意给我煮了两个鸡蛋。
“吃了，明天考个双百。”
娘给我准备好了削得尖尖的铅笔，和一块全新的橡皮。
“别紧张，平常心。”
大哥从县城赶回来，给我带了一瓶“乐百氏”。
“喝了，补充体力。”
我的家人，用他们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对我的爱和期望。
那天晚上，二姐和姐夫也来了。
二姐给我带来了一双新袜子。
“图个吉利，从头顺到脚。”
她拉着我的手，仔仔细-细地看我。
“瘦了。”
“别有压力，考成什么样都行。大不了，姐再养你。”
我笑着说：“姐，你就放心吧。”
可我的心里，却酸得厉害。
第二天，我穿着二姐送我的新袜子，走进了决定我命运的考场。
那三天，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高度精密的仪器，脑子飞速运转，手里的笔几乎没有停过。
考完最后一门英语，交卷铃声响起的那一刻。
我走出考场，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结束了。
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
我只知道，我尽力了。
我把我这三年的所有汗水、泪水、委屈、不甘，全都写在了那几张薄薄的卷子上。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
等待成绩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
我吃不下，睡不着，每天都在估分，一遍又一遍。
估出来的分数，有时候让我欣喜若狂，有时候又让我坠入冰窟。
全家人都小心翼翼的，谁也不敢在我面前提“考试”两个字。
终于，到了放榜的那一天。
一大早，我就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飞鸽”，去了县一中。
学校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红色的光荣榜，贴了满满一墙。
我从人群的缝隙里，一点一点地往前挤。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从榜单的最后，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往前找。
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腿也有些发软。
难道……我又失败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几乎要窒-息。
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从头，从第一个名字，开始找。
“清华大学，王xx”
“北京大学，李xx”
……
我的眼睛飞快地扫过那些闪光的名字。
终于，在中间的位置，我看到了那两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字。
“复旦大学，林晚。”
我愣住了。
我以为我看错了。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凑得更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新闻系，林晚。”
是我！
真的是我！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所有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
周围的喧闹声，议论声，全都消失了。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几个鲜红的，滚烫的大字。
我考上了。
我考上复旦大学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车回家的。
我只记得，我一路都在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当我冲进家门，喊出那句“我考上了”的时候。
整个院子，都沸腾了。
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录取通知书，戴上他的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了好几遍。
“好！好！好！”他激动得满脸通红，连说了三个“好”。
娘抱着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的晚晚，我的晚晚有出息了……”
大哥把我举了起来，在院子里转圈。
整个家，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里。
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是二姐。
我跑到村口的杂货店，给我二姐的婆家打了个电话。
是姐夫接的。
我语无伦次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电话那头，我听见姐夫激动地大喊：“静兰！静兰！你快来！小妹考上复旦了！”
然后，我听见了二姐的声音，她好像在哭，又好像在笑。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们晚晚能行……”
那天晚上，我们家摆了酒席。
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
流水席，从村头摆到村尾。
那是我长这么大，我们家最风光的一天。
爹喝多了，拉着村长的手，一遍遍地说：“我女儿，考上上海的大学了！”
娘在人群里，笑得合不拢嘴。
二姐和姐夫也来了。
二姐穿着一身新衣服，人也好像精神了许多。
她拉着我，把我介绍给她的公公婆婆，妯娌亲戚。
“这是我妹妹，林晚，今年考上复旦大学了。”
她的语气里，是满满的骄傲和自豪。
酒席散了，二姐把我拉到一边。
她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个手绢包。
“小妹，这是姐给你攒的学费。”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五百块钱。
“姐，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我赶紧推回去。
“你拿着。”二-姐的态度很坚决。
“去上海，人生地不熟的，花钱的地方多。”
“你现在是大学生了，要穿得体面点，别让人家看不起。”
我看着她，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
我知道，这五百块钱，是她和姐夫，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的眼泪，又一次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姐……”
“傻丫头，又哭。”
二姐帮我擦掉眼泪，笑了。
“以后，咱们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你就是咱们全家的希望。”
去上海报到的那天，全家人都去送我。
在长途汽车站，二姐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塞给我。
里面是她给我做的新棉被，还有几身新衣服。
“到了学校，安顿好了，就给家里来个信。”
“钱不够了，就跟姐说，别自己硬撑着。”
“在外面，要跟同学搞好关系，别耍小性子。”
她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
汽笛声响了。
我该上车了。
我抱了抱娘，抱了抱爹，抱了抱大哥。
最后，我走到了二姐面前。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千言万语，都在这一个躬里。
姐，谢谢你。
谢谢你当年，没有让我“算了”。
谢谢你用你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片天。
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叫“我供你”。
我上了车，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
车子缓缓开动。
我看到我的家人，在站台上，用力地朝我挥手。
二姐站在最前面，她没有挥手，也没有哭。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脸上带着我熟悉的，温暖的笑容。
那笑容，像一束光，穿透了车窗，穿透了岁月，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车子越开越远，家乡的轮廓，渐渐模糊。
我知道，我的人生，将要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而那个在1987年的夏天，把一沓皱巴巴的钱拍在桌上，斩钉截铁地说“我供她”的姐姐，将是我这一生，永远的，还不完的债，和最深的牵挂。
大学的生活，是新奇而又充满挑战的。
复旦大学，光是这四个字，就足以让我激动好几个月。
校园里，到处都是和我一样，从全国各地考来的天之骄子。
他们聪明，自信，多才多艺。
和他们比起来，我这个从北方小镇来的“土丫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我不会说上海话，听不懂宿舍同学的窃窃私语。
我没见过抽水马桶，第一次用的时候，研究了半天。
我没吃过西餐，第一次跟同学去“红房子”，连刀叉都拿不稳。
那种曾经在高中时出现过的自卑感，又一次笼罩了我。
我开始疯狂地想家，想念二姐。
每个月，我都会给家里写信。
信里，我只报喜，不报忧。
我说学校的饭菜很好吃，老师同学对我也很好。
我说上海很繁华，南京路上的霓虹灯，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我没有说，我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饭都只打最便宜的素菜。
我没有说，为了练*普通话，我每天天不亮就跑到学校的小树林里，对着课本念一个小时。
我没有说，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像一块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我不能辜负二姐。
这是支撑我走过所有艰难时刻的，唯一的信念。
大二那年，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国家一等奖学金。
八百块钱。
当我从银行里，取出那八张崭新的“大团结”时，我的手都在抖。
我立刻跑到邮局，把钱全部寄回了家。
我在信里，激动地告诉二姐：
“姐，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以后，你不要再给我寄钱了！”
“这八百块，你留着，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买那双你舍不得穿的白皮鞋！”
很快，我就收到了二姐的回信。
信纸很短，只有几行字。
“钱收到了。姐为你骄傲。”
“但钱我不能要，给你存着了，将来当嫁妆。”
“你在外面，别太苦了自己。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信纸，泪流满面。
我的姐姐，她总是这样，把最好的，都留给我。
大学四年，我像一棵拼命生长的树，努力地把根扎深，把枝叶伸向更广阔的天空。
我不仅学*成绩名列前茅，还当上了学生会干部，在校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我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
1994年，我大学毕业。
因为成绩优异，我被保送，留在了上海的一家知名报社工作。
当我拿到录用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第一时间，给二姐打了电话。
“姐，我毕业了，有工作了！”
“在上海，当记者！”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我听到了二姐压抑着的，喜悦的哭声。
“好……好……晚晚，你终于熬出头了……”
工作后的第一个月，我拿到了八百块钱的工资。
我没有给自己买任何东西。
我揣着那笔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笔钱，亲手交到二姐手上。
当我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二姐家门口时，她正在院子里喂鸡。
几年不见，她清瘦了许多，但精神很好。
姐夫赵建国也在，他正在修理一辆拖拉机，身上沾满了油污。
看到我，他们都愣住了。
“晚晚？你怎么回来了？”
“姐，姐夫。”我笑着，眼圈却红了。
二姐扔下手里的瓢，快步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
“怎么瘦成这样？在外面是不是吃苦了？”
“没有，姐，我好着呢。”
我从包里，掏出那个准备了很久的信封，塞到她手里。
“姐，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你拿着。”
二姐捏着那个厚厚的信封，手都在抖。
“你这孩子……回来就回来，拿什么钱……”
“姐，你必须收下！”我的语气不容置疑。
“当年，你把你的嫁妆钱拍在桌上，供我读高中。今天，我也要把我的第一笔工资，放在你手上。”
“从今天起，换我来养你！”
姐夫在一旁，憨厚地笑着，用沾满油污的袖子，擦了擦眼角。
二姐看着我，看着手里的信封，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她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
仿佛要把这些年，所有的辛劳、委屈、期盼和骄傲，都哭出来。
我也抱着她，泣不成声。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们家的好日子，真的要来了。
我用我的工资，给二姐和姐夫，在镇上买了一套新房子。
宽敞明亮，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我还给家里，添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
我把我爹我娘，都接到了身边。
大哥的婚事，也办得风风光光。
我实现了我当年的誓言。
我让我的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
尤其是我的二姐。
我劝她辞掉了纺织厂的工作，那份工作，已经掏空了她的身体。
我鼓励她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她喜欢做衣服，我就给她开了一家服装店。
她有天赋，又肯钻研，生意很快就红火了起来。
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越来越灿-烂。
有一天，她穿着一身自己设计的连衣裙，站在我面前。
裙子是淡蓝色的，衬得她很白，很美。
“晚晚，好看吗？”
“好看，姐，你穿什么都好看。”
她笑了，像我记忆中，那个十七岁的少女。
“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不是开了这家店，也不是赚了多少钱。”
她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最高兴的，是当年，我没有让你‘算了’。”
“看到你现在有出息，比我自己拥有什么，都开心。”
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地触动了。
岁月流转，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也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记者，写了很多报道，得了很多奖。
我的人生，就像我当年在县一中门口，想象的那样，甚至比那更好。
我走出了那个小镇，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而我的二姐，她依然在那个小镇上，守着她的服装店，守着她的家。
我们相隔千里，但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每年春节，我都会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
那也是我们全家，最齐整，最开心的时候。
我们会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
孩子们会围着二姐，听她讲我小时候的糗事。
“你们的妈妈啊，小时候可笨了，物理考42分，还哭鼻子呢！”
每当这时，我都会笑着，假装生气地去捂她的嘴。
“姐，不许说！”
大家就都笑了起来。
那笑声，穿过逼仄的小院，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有一年，我获得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大奖。
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可以带一位家属。
我没有带我的丈夫，也没有带我的孩子。
我把二姐，从老家接了过来。
我带她去了天安门，去了故宫，去了长城。
我给她买了最漂亮的衣服，带她去吃了最地道的北京烤鸭。
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让我发表获奖感言。
我走上台，看着台下，那乌压压的人群，和闪烁的镁光灯。
我没有说那些准备好的，慷慨激昂的套话。
我只是看着台下，第一排，那个穿着崭新衣裳，既紧张又激动的，我的姐姐。
我对她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最想感谢的，不是我的领导，也不是我的同事，而是我的姐姐，林静兰。”
“在三十年前，一个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是她，用她并不宽阔的肩膀，为我撑起了一片天。”
“是她告诉我，女孩子，也可以有梦想，也可以靠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她是我生命里，第一束光。也是我这一生，永远的，引路人。”
“这个奖，不属于我一个人。”
“它属于我们姐妹俩。”
“姐，谢谢你。”
说完，我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看到，我的二姐，在掌声中，站了起来。
她哭着，笑着，用力地，为我鼓掌。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姐妹俩，这三十年的互相守望和彼此成就，都有了最完美的答案。
我的人生，是从1987年的那个夏天开始，真正改变的。
改变它的，不是那张迟来的高中录取通知书。
而是我的二姐，林静兰。
是她那句掷地有声的“我供你”。
是她拍在桌上，那三百二十七块五毛钱的血汗钱。
是她在我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那句坚定的“天塌下来，有姐给你顶着”。
她用她的青春，她的梦想，甚至她的爱情，作为赌注，为我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而我，也用我的一生，去证明，她的选择，没有错。
如今，我时常会想起那个夏天。
想起那棵老槐树上，聒噪的知了。
想起那碗掉进泪水的，稀薄的玉米粥。
想起我二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在昏黄的灯光下，把一沓皱巴巴的钱，重重地，拍在桌上。
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画面。
也是我这一生，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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