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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园社区的一张老地契，边角磨得起毛，墨痕还在，像一块被时局碾过的证据。靠着这纸契约，泗阳第一所新式中学，从荒地里“长”出来。那年头，县里能把地买下来、把校规写出来、把老师请回来，本身就是硬仗。后面的人常说张绍南“呆”，其实他就是不爱跟风、不爱搭腔，认准了事就一条道走到头。

他出生在清末的书香门第，字以行，早年在淮安府中学堂受旧学熏陶，又去南京高等师范碰了新学的火。那所师范后来一路更名、易址，成了许多名师名生的出发地。知识换代、不换骨头，他把数理化背在身上，照样读诗史，早早就认了“教育救国”这条路。教过省立第八师范，去了第九中学，当过校长，又辗转芜湖中学，课堂里换教材，黑板上换笔顺，不换的是他那股认真劲。

把学校带回泗阳，是他心里的那一团火。1925年，地方教育还是短板，钱难筹、人难请、地难买，越是难，他越是往前拱。地契到手，校园怎么建、章程怎么定，他亲自画图起草，砖一垛一垛码，规矩一条一条立。1927年，批准下来了，校址落在城厢街道，挂名泗阳县立初级中学，泗阳现代中等教育的门，算是推开了。

新学校怎么开局，他有自己的脾气。先把人选好，后把风气立住。那几年，他挑老师挑得苛刻，能教就教主课，物理、化学、数学都挑起，站在讲台上给大家一个标准：校长不只是发话的，他也要讲题。他不怕传统，也不嫌新潮，国文历史要教，外语、数理化也要硬。学生不能只会背诗，也不能只会做题，得能站得直。

校长的严，很多时候不是摆谱，是挡事。民国十三年，他在第九中学开除了两个盐阜籍的学生，品行恶劣，平日结伙寻衅。这两人背后有人，马玉仁在淮扬当镇守使，势力伸进校园。闹事的围了办公室，逼他收回命令。他把话说死：校长不干可以，硬的不改。过不了多久，他确实离开了。有人觉得他不圆滑，他转头还去看学生、帮学生，不扎堆、不逢迎。好学生遇到事，他护得紧，在第八师范时和进步学生惠浴宇走得近，后来惠浴宇成了江苏省长；在淮安中学时，他把进步女学生卢焕珍尽力护住，逃过一场逮捕。学校里有人叫他“慈母般的校长”，外头的人给他起了个“呆子”的绰号，两头听起来不搭，其实都在一个人身上贴合。

1935年，他又回泗阳县立初级中学，整风整纪，校风一改旧相，三两年里把这所新校带到了开办以来的最好看头。七七事变后，书桌前不只是教科书，更多的是战时训练表。县里成立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他加入，邀请进步青年进校，带着学生唱抗日歌曲；再请兼职军事教官，教大家集合、行军、救护、防空，一场场演*在操场上排开。教室里窗框薄，操场上口号响，课堂没停，训练也没停，那些本该安稳的校园时光，被战争改了规矩。

战争不讲道理。1939年正月初九，日军高品部队起兵从淮阴出发，飞机压上来，县城沦陷，泗阳县立初级中学的校舍被炸得残破不堪。书桌散在瓦砾里，课本混着灰，能搬动的赶紧往穿城镇去，校址迁到树强中学。这个阶段，很多县中都这么挪，学校像避难的队伍，哪里能安顿，哪里扎根。不是谁都能把学校在这种环境里维系住，他能把组织拉起来，把学生拢起来，让学校像一支队伍，有方向。

1938到1942年，他被调到江苏省教育厅做秘书、科长、督学，坐到行政岗位，也没把脚从教育的地里拔出来。督学就是盯质量，去学校查教学、看管理，很多人嫌它琐碎，他愿意把近身的事做成，不会抬高姿态。他知道省里想到县里，要靠那些能多年站在讲台的人把课“撑住”。

抗战后段，1945年，他转回学校，出任江苏省立淮安中学校长。这所学校初建在扬州后迁到淮安，流动过、拉扯过，有自己的底色。他照旧兼教主课，不能只坐在办公室批文件，上课能让老师和学生看到一个被要求的样子。复员的青年回来，年龄参差，课程要重搭。他把挑人放在前面，真才实学的教师愿意留下，慢慢把教风带出来。做校长，最难的是在局势上稳住一点，在人心里稳住一点。他不花话，不拿姿态，很多事就靠耐性和原则扛。

那几年，教育系统里大家常挂嘴边的是“全面发展”。这是口号，也是他真做的事。国文历史打底，不忘前人；数学物理化学拉起来，不耽误时代；外语课把门，学生不再只听一个声音。民族危亡的背景里，爱国不是墙上标语，得靠*惯、课程、训练，去培养一个人的骨头。他在课堂上不带长篇大论，在活动里让大家参与，把情感放在行动里。

他身上有个好玩又不太好玩的矛盾：对事苛，对人和。管校纪，手不软；遇到好学生，心不硬。这个平衡放到今天也是难事。你偏一头，就成了口碑的两极。他自己不纠结，事到了手上，先守住原则再考虑“好说话”。有些人不喜欢这类校长，因为他不好打交道；但这样的校风常常能抗住外面的风浪。

从县域新式中学的开启，到战时的迁徙，到省城的督学，到名校的重建，这条路看起来不惊艳，实打实。他不像那些爱上报纸头版的人物，身段平、分寸清。抗战时在校园里组织军事训练、合唱抗日歌曲，这种把情绪变成行动的方式，放在现在看也不过时。校舍被炸、师生散落、再把队伍集回来，很多地方都是一遍遍试错，他在其中当拧紧的那颗螺丝。

他在苏州市的最后几年，没离开文化这件事。1949年，惠浴宇推荐他去苏州市政协，随后调到文物保管委员会。从课本到文物，逻辑没变，都是要把该留下的东西好好地留下。1966年，他病逝，七十七岁。消息不轰动，也是他的人生方式。

这些故事不算热搜，放在县城的人心里却有刻痕。一所学校要“从无到有”，最开始是地契、章程和几位敢回来的老师；之后是校纪、教风和学生唱过的歌；再之后是一场场迁校、复课、重建。教育这事，很多时候不靠“巧”，靠“扛”。他身上那个“呆”的外号，像一枚不讨巧的勋章，轻轻地、却是牢牢地贴在一个时代的边上。教书的人，可能没有多少豪言，但他用拿得出手的课程、拿得出手的管理，撑住了那些不稳定的年月。

有人问，教育能不能救国？这问题被喊过无数遍。老话容易空，他给的回答很朴素：先把一所县中办起来，先把一个班带起来，先把一个学生护起来。你要说大道理，他不擅长；你要看具体，地契泛黄还在，校舍毁掉又立，他做过的事一条条摆在那儿。

泗阳最早的新式中学是这样出来的，师生把抗战唱进校园，操场上练队列、教室里解题，紧急集合的哨声和下课铃一起响。后来学校搬到穿城镇的树强中学，书装进布袋，地图卷成筒，校徽扣在胸口，能留下的就留下。再后来，他坐回省里机关，查教学、看课程，最后去淮安中学做校长，黑板前粉笔不离手。

没必要把他神化，时代里他算一个稳定器。好学生被保护住、坏风气被清出去、课程被撑起来，这些不挑战天花板，但挑战地面。一所学校的品质，常常不靠漂亮口号，而靠有些人把难事当理所当然，日复一日地去做。说到底，“教育救国”最难的不是想法，是方法。方法在他身上并不复杂：挑人、立纪、亲自教、敢担责，遇到压力不退，遇到学生发亮的地方不抹灭。

一张地契从柜子里取出来，过去的墨迹不多，却足够让人看到当年那股劲。名字叫张绍南，字以行，人称“开轩”，大家也喊他“呆子”。这种称呼不体面，也不见得好听，但把他和那段路贴得很紧。讲完这些，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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