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篇第十二」7

【原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译文】

子贡问如何为政。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武备充实，使民众对为政抱有信心。”子贡问：“若不得不去掉一项，此三者中哪一项该先去掉？”孔子说：“去掉足兵之政。”子贡问：“若不得不去掉一项，余下二者中哪一项该先去掉？”孔子说：“去掉足食之政。自古皆有一死，若民无信于为政，则政亦无以存立。”

【注释】

“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人，小孔子三十一岁，孔门十哲言语科弟子。子贡能言善辩、办事通达，曾为鲁、卫之相，且善经商之道，并富致千金。后世所谓“端木遗风”，即指子贡所传仁义诚信的经商风气，子贡也因此成为儒商鼻祖和中国民间信奉的财神之一。

“政”，此处应指包含政治与政权在内的广义之政。儒学专有名词，可不译。

“足食，足兵”，朱熹注曰“仓廪实而武备修”。“足”，充实，使动用法；“兵”，此处应指包含兵器、兵员与训练在内的武备。

“民信之”，使民众相信为政者之“为政”。朱熹注云“教化行，而民信于我”，钱穆亦云“使其民对上有信心”。“之”指子贡所问之“政”。

“立”，住也。指存立、存续。

【评析】

一个社会的存立取决于三个关键要素：一是“生存”，二是“安全”，三是“信心”。“足食”所以得生存，“足兵”所以得安全，此乃社会存立的保障。社会必先得以生存，然后才谈得到安全，故于“食、兵”之间，夫子“去兵”而存“食”。

但一个社会能否“足食、足兵”，尤其是在遭遇生存或安全危机后能否重建，则完全取决于社会存立的根基——为政者之“为政”是否“有道”。“有道”则“群下归心”，虽临灭顶之灾，社会亦能浴火重生，故于“食、信”之间，夫子“去食”而存“信”；“无道”则天下离心，不但为政难有所成，社会亦将分崩离析，故曰“民无信不立”。孔子讲“为政以德”（2.1），讲“政者正也”（12.17），讲“富之、教之”（13.9），讲“天下有道”（18.6），皆由同一理路。

刘宝楠云，“《晋语》箕郑对晋文公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咸以信为政要，故夫子言「道千乘之国」，亦云「敬事而信」（1.5）也”。

钱穆亦云“民无食必死，然无信则群不立，涣散斗乱，终必相率沦亡，同归于尽。故其群能保持有信，一时无食，仍可有食。若其群去信以争食，则终成无食。去兵者，其国贫弱，恐以整军经武妨生事，故且无言兵，使尽力耕作”。此处之“群”，即指“社会”。

当然，“自古皆有死”并非“为政者可以不顾民命”的借口。因为仁者尚仁，君子尚义，只有为了实现仁道目标，儒家才许人“舍生忘死”，是故孔曰“杀身以成仁”，孟曰“舍生而取义”。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可将“民信之”简单理解成为政者能“取信于民”。因为秦失天下非因“失信”，而因“失道”。自商鞅“徙木立信”，秦人即“信于令”，陈胜吴广亦因相信“失期当斩”，所以才会在大泽乡起义。

事实上，民众对为政者的信任和对社会的信心，本质上皆源于为政之“有道”。为政“有道”，社会才有基于公平正义的共识与凝聚力。如果“民无信”而“不立”，为政者就会面临“塔西佗陷阱”的治理困境，社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并因失序混乱而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届时不仅“生存”与“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虽欲“足食，足兵”，亦了不可得。

可见，“足食足兵”必需以“民信之”为基础，而根本无法替代“民信之”；只要能使“民信之”，也就终能“足食足兵”。为政者若以为“足食足兵”可为立国之“本”，则必将重蹈“秦失其鹿”的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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