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作者：小小条
近日，网络流传南京理工大学致知书院在其官方群内发布的通知截图，其中“高数成绩排名后30%的同学，必要时会向家长通报，或建议到校陪读”的表述，迅速点燃舆论。支持者谓之“负责”，反对者斥其“越界”，一时间，大学教育的方式与边界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
1月9日，致知书院发布情况说明，澄清从未要求学生家长“到校陪读”，并表示已对工作人员的不恰当表述进行批评教育。然而，这场讨论并未因此停歇，它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孩子踏入大学校园，学校与家庭的责任线，究竟该如何划定？
根据此前网络流传的通知截图，致知书院针对大一新生高数期中考试，提出了对排名后30%学生的帮扶计划，其中包含了“向家长通报”和“建议到校陪读”的可能性。尽管书院后续说明中否认了“要求陪读”，但招生办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对于成绩靠后的学生，辅导员确实会与家长沟通，目的是“激励和督促”。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多所高校被曝出向家长通报学生成绩、就学业问题与家长密切沟通的做法，每每引发“大学高中化”的质疑。支持者认为，大学生虽已成年，但初离家庭，仍需监督；尤其对于学业困难学生，家校联动是防止其掉队的必要措施。反对者则感慨，连大学都要靠“叫家长”来管理学生，学生的自主性与责任感该如何培养？
网友评论呈现两极。一方说：“有些孩子自制力差，不管就废了，学校管得严是好事。”另一方则反驳：“考上大学意味着成年和独立，事事找家长，是在培养巨婴。”
面对舆论发酵，致知书院的说明试图平息争议。声明强调三点：
从未要求家长陪读，否定网络传言中的强制色彩；学业帮扶主要依靠朋辈导师、助教等校内体系，彰显“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初衷；承认个别工作人员表述不当，并已进行批评教育。校方招生办的补充说明则透露了更多实际做法：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学生挂科时通知家长；对于单科成绩，通报家长可能是个别辅导员的“辅助激励措施”。
回应试图在“严格管理”与“尊重学生自主”之间寻找平衡点，但公众的疑问并未完全消散：通知家长成绩，是督促还是越界？学业帮扶的“必要尺度”在哪里？
这场争议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它戳中了中国高等教育转型期的一个普遍困境：在“严进宽出”的传统与“强化过程管理”的改革趋势之间，如何界定学校、学生与家庭的新关系？
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学生群体多样化，部分学生确实面临从高压高中到自主大学的“适应断崖”，学业滑坡现象不容忽视。学校加强学业支持、建立预警机制，体现了教育者的责任。
另一方面，大学不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更是社会成人化的关键阶段。过度依赖家长介入，可能削弱学生自我管理、直面挫折的能力，也与培养独立人格的教育目标相悖。
更深层看，这反映了社会对“成年”标准的模糊。法律上18岁即成年，但许多家庭和学校在情感与实践上，仍延续着对“孩子”的保护与干预。大学校园应成为从家庭庇护向社会独立过渡的桥梁，而非延伸高中管理模式的“高四”。
理想的大学教育管理，或许应寻求一条更精细化的路径：
帮扶的主体应是学生本人：学业支持体系（如朋辈导师、助学中心）应直接面向学生，鼓励其主动寻求帮助，承担学*责任。与家长的沟通应重在“信息通报”而非“责任转嫁”：在涉及严重学业危机（如多门挂科、面临退学风险）时，学校通知家长是合理的，但目的应是形成支持合力，而非让家长替代学校进行日常监督。尊重学生的“成人”身份：任何管理措施都应建立在与学生平等沟通的基础上，将其视为能够对话、负责的成年人，保护其隐私与尊严。南京理工大学致知书院的事件，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当下大学教育管理的探索与困惑。它提醒我们：在希望学子成才的路上，比“不让他掉队”更重要的，是教会他如何自己走稳。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面对世界的人。而独立的第一步，或许就是从学会为自己负责开始——在校园里，在分数外，在漫长的人生中。
对此，你怎么看？大学阶段，学业遇到困难时，学校联系家长是合理督促还是过度干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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