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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ler）的媒体唯物主义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唯物主义。从话语网络1800的破裂到1900年，即从发音的重要性到铭文的重要性，基特勒（Kitler）始终关注的媒介总是存在于不存在意义的机制中，并在（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物质性的理解中构建。在话语网络1800中，发音的“最小参考”与含义和主题直接相关，这意味着中心不需要调解，并且目前尚不存在媒体；而且，在1900年的话语网络的中断，先前的参考是由技术媒体，反文档物理学和心理物理学实验否认的，这意味着它必须通过媒体作为指示符，并在指示符滑动中成为毫无意义的指示符游戏。媒体出现在物质的破裂中，并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经验领域，例如文学，艺术，科学和技术，包括有形和坚实的媒体。基特勒所谓的媒体重要性不是媒体的重要性，而是产生媒体和媒体的语言的物质破裂。当我们追踪基特勒意义上媒体重要性的真正含义，并阐明对象与物质，媒体和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我们会发现在基特勒中，媒体物质性是某些不存在的语言结构，符号形式或意义机制的物质性。它是基于不存在的媒介唯物主义的，我们可以真正丰富对物质性的想象，并从物质的角度理解当前的媒体世界。

作者个人资料

Guo Xiaoan是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 Song Jiwen是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学位学生。

基金项目

本文是中央大学基础科学研究业务费项目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特殊项目“智能交流和中介治理”（项目编号：2024CDJSKPT03）的基本分阶段结果。

一

媒介等于现有媒介吗？蒙面的媒体物质

“一切都是一种媒介”生动地反映了当前关于媒体物质研究的复杂研究的学术格局，并且过度关注媒体的物质性已成为媒体的神话。在通常的思考“研究事物和寻求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惯于在日常体验中重新发现某些东西，将其用作媒介，然后在人们与事物，人甚至事物之间的互动水平上分析其对这种媒介的意义。因此，“火灾，运河，电网，种子，下水道系统，DNA，数学，性爱，音乐，白日梦和绝缘子”等所有内容都成为媒体，以便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22年）不得不质疑：“什么不是媒体？”显然，在媒体研究的“物质转变”中，基本的本体论问题，例如什么是媒体和什么是物质性。作为媒体重要性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体思想曾与演员网络理论，新的唯物主义，人类主义和其他“物质转向”中的其他学术思想融为一体：媒体被重新发现为物质媒介，与象征性的形式或观念（Parker Wiley，2012年）分开，以及与美观的融合，并成为现实，并成为了精彩的对象。媒体研究也“摆脱了虚拟性，进入现实”，并进入了发现媒体的时代。基特勒（Kitler）的作品名为《留声机电影打字机》（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以及宣言“没有软件”，似乎为“媒体=媒体”提供了合理且直接的理论基础。总而言之，尼古拉斯·甘（Nicholas Gane）所谓的“媒体唯物主义”（Gane，2005年），基特勒的媒体思想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在于方法论，超越的关键是媒体的启示，尤其是技术媒体，尤其是“文化技能，甚至是“ kultter chniken）（Kulturte Chniken）（Kulturte Chniken）。 2023), its transcendenc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rejection of Foucault's intellectual archaeology, and further gives Foucault's "discourse" a material basis like structuralist terrain, that is, the existence of the thing behind "discourse". Therefore, "software" ultimately resorts to the "hardware" of technical media (Che Zhixin, 2019a), and the materiality of media also moves towards real, "tangible media" (Wang Jizhou，2022年）和“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Zhang Gehao，Zhang Lei，2019年） determines our situation" has also replaced "media as message" to some extent, becoming the "starting style" of current media research, and is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specific media materials: local Chinese typewriters are reinterpreted by the imported Kitler's media ideas (Wu Jingwei, Gao Shan, 2022), and the phonograph described by Kitler is also extended to the "time manipulation axis" of "playing" and "playing", and are在读者，中继器和记录机器和光盘机器的实践中，尽管Kitler的媒体想法具有复杂而多样化的翻译和解释，但Zhang Gehao，Zhang Gehao（Zhang Gehao）（Zhang gehao）（Zhang Gehao）（Winthrop-young，2013年）。唯物主义”（Kittler，1997：126）真正了解Kittler意义上的媒体物质。

即使是这个简化的定义，也不断加深了媒体重要性丰富含义的晦涩之处，导致了媒体物质研究的“灯光下的黑暗”，也就是说，在媒体研究的“物质转向”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答案（媒体）（媒体）（媒体），但是我们并没有提出真正的问题（什么是物质）。至少在基特勒中，培养基与物质介质不同，培养基的重要性与培养基的性质不同。从意识形态起源的角度来看，基特勒的媒体认为，他对德国哲学诠释学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重写。一方面，它的重写来自尼采的批判性哲学，另一方面，它来自“法国理论”，即福柯，拉康，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戴维·韦尔伯利（David Wellbery）认为，后者几乎构成了基特勒的“后“基本”基本“认识论机器”，形成了其媒体思想的三个主要“预设”：外部性预设，媒体预设和物理预设。在他的理论写作中，这三个“预设”使含义来自外部，文字依赖于媒介，并且主题被降级到身体，使人们成为“所谓的人”（Wellbery，1990：XII）。可以看出，从意识形态来源，基特勒对媒体的重要性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后）结构主义。 （帖子）结构主义对语言，话语，形式和结构问题的关注也有一个特殊的立场，即自索斯尔的结构主义语言革命开始以来，“语言的重要性” —— ——，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实质性。在福柯，话语和实质性不能完全分开。话语是看不见的，但话语本身是重要的。拉康甚至清楚地反对“实体主义”的唯物主义，并提出了一种基于语言象征秩序的唯物主义（Camarena等，2022：144）。 （帖子）结构主义确实隐藏了事物（Zeng Guohua，2020年），但是这种“隐藏性”本质上是超越的，即超越真实事物并输入不存在的物质性。基特勒并没有将他对重要性的理解限制为媒体的存在，而是专注于物质性的语言，或者不存在某种非概念结构的存在。即使是整个德国媒体研究，包括Kitler，Krmer，Hans-Ulrich Gumbrecht，都遵循了（Post）结构主义影响的“语言重要性”的位置（Beetz，2016：74）。这使得基特勒意义上的媒体重要性无法通过拉图尔——的重点对实体之间的关系进行3——的——实践实践的实践。同时，意义和主观性问题“不能与最近的新唯物主义话语混淆”（Winthrop-Young，2015年）。基于此，本文试图追踪基特勒最重要的理论文本之一，即《话语网络1800/1900》（话语网络1800/1900）。与《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的重点关注“Mediengrnderzeit”，从而“更多的理解”（Winthrop-Young，1999：xxvix），《话语网络1800/1900》更充分地反映了Kittler对媒体的思考，这是对媒体的重要性的思考，即在文学，教育，语言学，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心理学，精神上的媒体之间，”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的文化”（Kittler，1985/1990：369）。

前者专注于后者的技术媒体在后者中已经进行了更大的整体：无论是爱迪生的专利，还是查尔斯·克罗斯（Charles Cross）在他的草稿和诗歌“铭文”中构想的“ phonautogram”，无论是里尔克（Rilke）听到的“原始声音”，还是《小说《小说》中的《戈特》（Oracle）般的声音。同时，尽管以前有研究要整理基特勒的“媒体技术家谱”（Che Zhixin，2019b：7），但涉及涉及论述网络1900的部分，也就是说，基特勒感中媒体的实质性真正反映了基特勒的实质性，它仅反映了基特勒的意义，它只是在相对简化的3333333333333333333333330《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的选择中都在整理相对的选择。实际上，这也导致对媒体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ad the text carefully, compose the true meaning of media materiality in the Kitler sense, clarify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s and materiality, media and media, and restore its "media discourse analysis" to "French theory", that is, the "clear sequence" of (post) structuralism (Winthrop-Young, 1999: xix), re-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 history writing around "materiality of language" and enrich the imagination of media物质性。

二

发音的重要性

When analyzing the mother's discourse as the source of discourse production in the discourse network 1800, Kittler said that "analysis will be maintained at a basic level: the materiality of language" (Kttler, 1985/1990: 27), that is, the discourse is not only the hermeneutic sublimation of the mother's image as the source of nature and life in Goethe or Tobler's romantic poetry in the 18th century, but also depends关于物质。通过18世纪的教育改革，母亲变成了核心家庭结构中“主要教育者”的母亲（Kittler，1985/1990：26），并成为了“语言的新的有效物质组织”（Wellbery，1990：xxiii）。孕产妇的立场与当时的儿童启蒙教科书有关，尤其是语言教科书。他们开创了母亲作为教育者的新身份，将儿童的语言获取置于他们的母亲身份。因此，基特勒（Kittler）写了从浮士德（Faust）的《约翰福音》的“免费翻译”中延伸的断言：“'the'taichu'没有'as'1，而是ABC教科书。” （Kittler，1985/1990：26）也是这句话被误解了，并成为Kittler对重要性理解的“物理证据”，因此将其所谓的物质性指向现有语言教科书的物质性。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基特勒没有分析语言教科书的材料，也没有给予他们在沟通关系中活跃的活力。皇家巴伐利亚教堂学校的牧师海因里希·斯蒂芬尼（Heinrich Stephani）在他编写的语言教科书中教授，是基特勒（Kitler）进入母亲的话语和话语网络1800的关键。这种拼音方法概述了某种“发音的重要性”及其充分意义。根据其拼音法，元音是单词的起点。因为它们可以单独发音，同时，“它们的发音是他们的名字”。 “人们只需要以自己的个人经验，各种折叠和沮丧，拼音的性感方法（包括使身体快乐的含义）体验自己的嘴，所有的声音都会从中发展出来。” （Kittler，1985/1990：34）从可读的发音中，可以将单词分解为各种音节，例如由元音组成的“ BE”，“ MA”，“ ACH”。音节包含基本含义。正如Stefanie所建议的那样，在指导孩子学*语言时，母亲要做的事情：“将我们的口腔及其不同的组成部分视为一种乐器，我们可以用来播放某些有意义的音调，我们共同称呼语言。” (Kittler, 1985/1990: 33) "Mother's mouth" completes "self-educa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that is, through "iteration", that is, repeatedly explore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mouth, constantly practices vowels and consonants, making itself the mouthpiece of the "sound and sound of the original voice" (Kittler, 1985/1990: 35), and emits pure voice.语言教科书的重要性在于方法论的发音，而不是教科书的存在。 Stefanie认为，Pure发音规定了一种“口头欲望”的语言，而Kittler认为它将一种语言规定为“准备一般，纯化，同质媒介的准备”（Kittler，1985/1990：36）。它将标准德语建立为“高德国*语”，并与许多方言保持一致。它需要教学学生可以理解意义的知识；它建立了新的性别结构和母亲之间的恋爱关系。这也成为德国诗歌中“自然=母亲”和解释性解释的话语。这些效果仅在这里简要提及，以避免失去最大的效果。

因为对于话语网络1800，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母亲的嘴巴”中纯化的语言意识到“字母的口语化和归化”，而发音和含义与新的意义关系直接相关，因此直接使某些发音语言成为“人类学的基础”（Kittler，1985/1990：38）。基特勒回到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构想的语言起源的情况。这个场景与19世纪的纯发音教育具有微妙的同构关系。 Hold（1772/2009：3）认为，语言首先是思想的热情“是通过喊叫，音调，粗糙和模糊的声音来表达的。” “理解”的指导使人类能够约束激情和动物的欲望本能。在母羊的重复呼唤中，人类认识到“灵魂认识到它”的区别。因此，自然的声音进入了“人类语言的根源”（Kittler，1985/1990：40）。基特勒（Kitler）认为，这意味着自然声音指示符已成为人类语言所指的“阈值”，而Stefanie的Pinyin方法重复了其起源。无论是母羊的“淡淡”还是母亲的声音，都应从德里达所谓的“diffrance”中理解。它包含了毫无意义与意义，指示符，动物和人类，自然和文化的“难以形容的”差距的激动人心的飞跃，即前者越过差距并转变为后者的存在。 “因此，在任何话语之前，还有另一种话语，一种黑暗，未表达的话语，立于表达和表达的指示符的角度，并成为他们的参考。” （Kittler，1985/1990：40）Kittler称这种“有意义的声音及其组合的最小要素”“最低签名”。它首先是发音的所有指示符，而是“投入到思想或语言的象征”（Kittler，1985/1990：42），成为进入话语电路的门槛。因此，在另一个异构形态的原始场景中，基特勒（Kitler）对浮士德的第一个“ ACH！”（ACH！在他的研究中为德国诗歌起源而感叹。 “ ach！”的声音进入语言，使浮士德无限地打破了他对他的“自由翻译”的反思性理解（Focus，1966/2016：213），并涉及“徽标”的“真实含义”（Kittler，1985/1990：17）。尽管基特勒强调，这种最小的参考文献从斯特凡尼的拼音法，霍尔德的发音起源和浮士德的“自由翻译”是经验的。但是他还承认，这是说话者的发音，这是外部的，在人类的意志之前，并且是在意义世界之外的混乱起源。此外，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最小的参考与德里达在对逻辑中的批评中签署的先验签署相对应。德里达（Derrida）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都围绕着“中心”。它不断地“重复，替代，转换和交替”，但在“隐喻和隐喻变化的历史”中，它始终保持独创性，确定性和先验意义的存在（Derrida，1967/2001：504）。德里达（Derrida）直接指向驱逐主体和分散的“结构”的“结构”也矛盾地放置了它。它的存在确保了指示符避免朝着无休止的游戏中的下一个指示符和陷阱无休止地滑动，但它“指的是任何指示符，超越了象征性的链条”（Derrida，1972/2004：24），在缺席的情况下隐藏了自己。

所谓的“中心”的意思是“先前的参考”，在外部表现为自古希腊以来——发音的发音。与写作相比，它被认为是直接“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表达含义和'收集'含义”（德里达（Derrida），1967/1999：13）。关于写作的发音层次结构意味着含义不需要“调解”，也就是说，没有媒体的存在。显然，基于德里达（Derrida）的基础，基特勒（Kittler）将“母亲嘴”的纯发音视为“最小的参考”，并将其视为“从意义到含义的增强”（Kittler，1985/1990：45）。相反，语音中心主义和存在形而上学在话语网络1800中达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在18世纪末，德国的官僚机构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浪漫的诗歌甚至古典哲学。目前，发音和含义之间的直接关系取消了媒体的“调解”和Kitler所说的发音只是“媒体的准备”。在这种含义的关系中，语言并不是透明地存在，因为Che Zhixin（2019b：91）所谓的“非物质问题”，但存在于言论的非物质问题中。直接指向含义的发音被称为对象，例如在“母亲的嘴”中，或者在他的手和眼睛的协调下由浮士德完成的一系列“交叉散布”写作行为。语言被误认为透明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发音的重要性将指示符转化为指示符，而含义直接向人们开放。这样，我们目前无法将发音作为语音媒介回顾性。因为目前，或在“发音的重要性”指定的意义关系中，人们不需要将媒体集中到发出意义的声音。目前，是从古典时代和代表世界中以透明语言安排的，进入了福柯所谓的现代知识类型的过渡时期。发音的重要性主导着从“学者共和国”到话语网络1800（Kittler，1985/1990：33）或福柯意义上的认识论破裂。物质背后的真正看不见的是外观之外的首都“人”，在外观的直接可见性之外，比外观本身更深，更厚的后域（Arrire-Monde）”（Foucault，1969/2021：243）。先验主题，以及德里达（Derrida）所谓的先验参考，被构建为保证意义，并共同“消失在我们眼外”。从基特勒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人”是男性人类主题，他在18世纪末通过纯粹的语音教学学*，讲话和写作。从母亲的话语的起源来看，含义和主题在话语的“陈述群体”中重复，例如民族话语，诗意的话语，翻译话语，哲学话语等。这是福柯的“可重复性”（1969/2021：124）所谓的言论。也是“重复”，它在话语之间创建网络，这不断巩固话语本身的物质力量（Deleuze，1986/2006：13）。无论是将先验主体转化为公务员，诗人还是诠释学家，翻译，哲学家，还是在话语网络中的女性欲望对象；先验参考是否表现为语言发音中最小的参考，浪漫诗歌中的自然生活来源，或者在诠释学中的解释，还是古典哲学中的“精神”（吉最），主题的含义和超越性的存在始终是在讨论网络中的综合范围，并且始终是开放的，并且在一般的等效范围内都在分布，并且在一般的等效范围内，它的分布及其杂货1800，起源是某种发音的重要性。

三

铭文的重要性

在1900的话语网络中，认识论破裂再次发生。由于破裂的结果，“媒体”出现在后现代认识论领域，但这并不是一般的解释，而只是表现为19世纪后期技术媒体或媒体的出现。对话语网络1900的分析仍然保持在“语言的重要性”的水平（Wellbery，1990：xxviii），也就是说，它仍然集中在抽象含义上，并且“媒体”也以新的含义模式出现在新的含义模式中。为了进入断裂并揭示“媒体”，基特勒对尼采的反载体物理学本身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如果浮士德研究悲剧中“自由翻译”的隐喻是指话语网络1800中的原始场景，那么尼采的思想和“命运”和“命运”（Winthlop-Jan，2010/2019：85）预测了吉特勒的基本含义模式的基本原型。他们共同指出了意义和主观的先验存在。诠释学的解释使人们“*惯于说谎”（Netzsche，1988/2015：141），而解释从未达到意义的起源，而是从“批评”到“另一种批评”到“进一步的批评”（Netzsche，1956/2007：182）。同时，扫盲教育不断要求学生超越文本本身，利用其个性素质来解释作者的主观形象保证的某种含义，并鼓励学生在德语作品中实现其作者授权。在尼采的看来，这些事情将解释降低到了“言语的废墟”和所谓的“精神臭名昭著的尸体”的主题（Kittler，1985/1990：179）。指示符跳入指示符的保证只是“意识隔离室”中的幻想。基特勒（Kittler）认为，尼采发现的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这个世界恰好被凝结成标题为“ Openion”的帖子，并与“ Netzsche”签名，“ Netzsche，一个熟悉单词的人”。正是这个片段构成了话语网络1900的“原始场景”（Kittler，1985/1990：181）：房间像死亡一样沉默，只有笔在纸上抚摸着笔的声音，因为我喜欢写作，因为我没有在不用某种材料上刻画某种材料，而无需说出或写作。我面前有一个墨水瓶，我可以淹没我的黑心的悲伤。一对剪刀，使我*惯于剪掉神话般的长袍。我可以用来消灭自己的手稿；和一个锅。在这种情况下，发音和含义之间的直接连接是通过写作分开的。这意味着不再像话语网络1800那样从母亲的声音的最低点开始，并且被持续发行，但已写成。但是写作并不直接指向意义，而只是作为参考“单词”写作。正如马拉梅（Malam）在一个著名的诗意座右铭上写信给德加（Degas）的那样：“亲爱的德加斯（Degas），诗人的写作诗不是思考的，而是言语。”因此，“笔的划痕暴露了从未描述的功能：写作的重要性”（Kittler，1985/1990：181）。 “笔触上纸上的笔的声音”扩展到另一种声音，这是含义的起源。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语气，以至于没有人性的痕迹就无法清楚地发出”，并且是毫无意义的噪音签名者。它形成了“信息的不必要和不可磨灭的背景” ——含义的含义只能以毫无意义的噪声作为背景显示，而信息的含义仅存在于指示符的差异中（Kittler，1985/1990：183）。

除了其余碎片的场景外，在尼采在道德家谱中对善与恶的思考，直觉的视觉中的光明与黑暗以及权力意志意志的强大和弱力，反复否认了绝对的基本起源，并且反复重复不同的象征的写作。因此，更确切地说，差异化的不再是含义，而只是一种参考“单词”。在尼采的看来，这种象征写作是一种生理铭文，它是“声音中神经刺激的副本”。语言是指在“神经刺激”和声音图像之间跳跃的生理水平，但不能跳入点，但仅指在隐喻层面任意地指该含义（Netzsche，1979/1993：104）。因此，尼采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后）结构主义对语言重要性的理解，并打开了语言的转弯（Zhou Guoping，2002年），也就是说，语言的象征不能真正稳定在指示符上方，但只能在象征链中无休止地滑动。它与指示符的关系是任意的，其价值在于差分结构与其他指示符的相对价值。基特勒将基于“单词”的写作意义模式归因于写作的重要性，以及“指示符的拓扑结构和经济学”的逻辑（Kittler，1985/1990：191）。结果，“媒体”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休息中。当象征“存在只从否定所有选择的噪声中做出任意选择”（Kittler，1985/1990：186）时，它只会无休止地滑到下一个“媒体”上，该“媒体”也充当了差异象征链操作的指示符。含义或参考不再是先验的存在，而只是指示符链的“限制”。即使是一个似乎很难通过一种“媒体”到达的指示符，也只能在所谓的“ Point de Caption”上稳定。因此，Kitler（1985/1990：265）将Gertrude Stein的经文改写为“培养基是培养基是培养基”。 “媒体”似乎意味着将通过的内容并最终达到最终，然后回答“媒体”是什么。但是，指示符媒体只能存储并转换为下一个“媒体”。即使是这种“不转化性”本身的起源也是“媒介”，也就是说，“一切都从间接性开始”（Derrida，1967/1999：228），这意味着它最终将成为扩展和替代的痕迹。该主题不再占据着笛卡尔主义的绝对位置，而是代表链中的单词所写的指示符。例如，拉康对Allan Poe 《失窃的信》的分析，该主题必须隐喻地找到象征世界中存在的含义，即语言，即在象征链的滑动中（Du Chao，Tu Youxiang，2017年）。关于“媒体”的出现及其在指示符链中的运作，基特勒并没有停止在指示符模式的抽象层面上，而是成为媒体的存在。

1882年，近乎失明的尼采遇到了他在上述遗著片段中构想的“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印在材料上”的机器——梅林·汉森牌球形打字机，一台为盲人设计的早期机械打字机。在基特勒那里，尼采的打字机作为媒介物被应用于尼采的理论写作中，它将作为能指出现的“媒介”及其铭写的物质性以可感的方式显现出来。机械自动的书写直接在尼采的生理层面发生，演绎身体的或者生理性的铭写（inscription，或译为铭刻）。通过敲击球形打字机的机械键盘上的字母或符号，“词”被刻印在键盘下方的页面上。铭写的过程不再是能指被“自由翻译”为所指，而是根据“符号在空间中的离散排布”“从可计数的、空间化的供给中做出选择。”键盘上所有的字符以及空格大小相等，没有基于最小所指的“从意义到意义的增强”，决定字符价值的只是能指的相对价值（Kittler，1985/1990：194）。同时，海德格尔关于“手”与语言以及人的存在之间关系的思考得到了超前的印证（车致新，2019a：136）。手不再直接接触“词”；眼睛由于机架的遮挡，也无法在铭写时立即看到下方纸页上的文字。铭写成为失明性（blindness）的自动化过程，远离了手、眼以及写作主体的支配意图（Kittler，1985/1990：195）。随着打字机的损坏，尼采聘请了不同的女性打字员代替他打字。在基特勒看来，这意味着铭写与主体之间被进一步地隔断，女性打字员必须听命于尼采的“主人话语”，无意识地敲打着那些不属于她的文字。正如尼采所说的，“我们写作的物质材料为我们的思考做出了贡献”（Nietzshce，1882，转引自Kittler，1985/1990：196），铭写的过程也进入了尼采的理论内部。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将人类的道德责任视为记忆术在身体表面暴力铭写的物质性结果。善与恶的分野并非源自某种自然的本质，并非源自先验性的绝对道德，而是出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就像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在《狄俄尼索斯颂歌》中，悲叹着的阿莉阿德尼，其身体表面被不可见的铭写力量所折磨。这种力量来自隐于无形的狄俄尼索斯。他一言不发的“刺戳”让阿莉阿德尼在痛苦、恨意与快乐、幸福的差异性中体悟着爱欲。因此，尼采“重复性”地演绎了能指在身体表面任意性、差异性的铭写。当分析的视角从尼采的理论写作进入1900年前后更为复杂的历史现实中，基特勒再一次发现了某种同构性关系的网络，福柯意义上话语陈述的重复性及内在物质性再一次发生。能指铭写的物质性首先在19世纪末的心理物理学中得到验证。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让一系列随机组合的无意义的音节在眼前划过，以此测试纯粹的记忆力，也即让“纯粹的能指”敲击人的感官，来观察记忆在身体表面的铭写。实验的结果表明记忆并非来自于对意义的理解，而是由于能指间纯粹的差异性，“它是先于一切意义的差异性：能指赤裸裸的基本存在。”（Kittler，1985/1990：209）此外，心理物理学对失语症的研究，将语言拆解为神经刺激在不同区域的反应。由于病变，失语症患者无法将不同的神经刺激联系在一起，他们只能辨识出单个的字母或音节，能指链中能指的滑动被病变阻止。反过来说，语言的*得正是将作为能指的字母或音节对应连续的神经刺激，完成记忆的铭写。正常说话的人并非真正理解了意义，将能指转化为所指，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能指的“储存”。此时，没有意义与主体的先验性在场，存在的只是生理性的能指差异性。在心理物理学之外，19世纪末的另外两种代表性技术媒介或媒介物——留声机和电影，则又将能指铭写的物质性在物的实存层面“重复性”地凸显出来：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所放映的电影只是某种连续性的幻觉，它来自离散的、非连续性的画面拼贴、重组所形成的特定图像序列；留声机所播放的音乐仅仅是声音音响振动频率的差异性，听觉上的连续性同样处于无意识的领域。尽管打字机、电影、留声机在物的实存层面各有不同，但却并非仅仅是三种数据流的“分流”或“分化”，而是重复性地显现了能指的“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铭写，为能指铭写的物质性刻印出物的痕迹。在电影中，能指是一帧画面，在留声机中，能指是一段振频。这种重复性仍然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的物质性。如同语音的先验所指在语言教育、诠释学、古典哲学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中的重复，无意义的能指铭写重复显现于1900年前后的技术媒介、心理物理学实验、尼采的反形而上学，乃至现代主义文学、无调性音乐。也如同先验主体在读写的男性公务员、浪漫主义诗人、诠释学家和哲学家中的重复，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式主体，或者说已经从主体降格为能指铭写的“生理性表面（a physiological surface）”的人，同样重复显现于20世纪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经验性领域。这种能指铭写的“重复性”最终在数字时代达到顶峰：所有的意义被无意义的0/1所编码。基于0/1能指的语言的物质性，在计算机的源代码或编程语言中得到了极致的显现，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的心理物理学持续影响着“从机器到程序员而不是相反”的反馈回路（Kittler，2006）。而基特勒所谓“软件不存在”的真谛便是发现隐藏在“人机界面背后的电子能指”（Kittler，2013/2014：223）。基特勒从未要求我们深入硬件的实存，无论是尼采的打字机，还是计算机的主板，他所关心不是软件之下的硬件，而是结构着软件与硬件的形式，并且从来都是某种非实存的意指及其物质性。 四 无物的物质性 如上所述，从语音的物质性到铭写的物质性，基特勒所关注的物质性始终维持在语言的物质性层面。而语言既不是有形的、固实的实体（entity），也非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所谓电、磁、光、能量等物理学的物的实存；其物质性，既不能用机械的、经济的、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来理解，也没有走向物质符号学以及新唯物主义，而是接近于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所谓“无物的物质性（materiality without matter）”（Balibar，1993/2007：23）。为了理解这种无物的物质性，一方面要回到物质性本身，另一方面要回到基特勒所延续的（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物质性的“极度扩张”（杨大春，2007：82）。自笛卡尔将“我思”确立为“一个唯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并据此确定所有其他真理”（Atkins，2005：8）以来，到康德将先验主体视为理性、时空、因果等范畴的先验起源，乃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将非物质性的绝对精神历史化，物质性世界在近现代哲学史中被长期置于人的主体性或内在性意识的对立面，并从属于人的观念、意志和心灵。这段物质性的史前史的部分片段，被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800中回溯性地建构为语音的物质性与此前“学者共和国”断裂的结果。尼采所厌恶的形而上学“自由翻译”逻各斯的历史，也由此被追溯至浮士德思考“太初有为”真义的零点。一个转折发生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umstülpen）”。物质性，也即某种可以被否定性地界定为“非观念的（not ideational）”存在，被倒置于优先性或决定论地位（Beetz，2016：68）。它在马克思那里通常寓于“基础”的“生产方式”。但是它不能被简单还原为实存的物（包括自然和人造物）的力量，而是指向非实存的“物质性的条件、关系、过程和实践”（Beetz，2016：4）。正如马克思（1852/2015：9）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物质性便是这种“给定和继承的条件”（Jameson，2004：xxiii）。它外在于人的主体性，宰制着人的内在性意识，与海德格尔所谓“被抛掷性（geworfenheit）”或“实是性（facticity）”存在着相近意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第一性的存在就是可见可感的实存物。新的转折很快发生——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将语言的物质性力量释放了出来。索绪尔的“哥白尼式革命”，将语言界定为由音响印象与心理概念，即能指与所指，按照任意性联结的，并在线条性中按照组合与聚合关系运作的，纯粹差异性的意指系统。语言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声音音响中获得了其作为物的不透明性。更重要的是，语言系统从纯粹的抽象层面也成为了“非观念的”符号形式，排除了人的言语乃至现实世界，仅留下自足的无意义“结构”。它以最隐蔽但强有力的方式构成了人的观念、意志、心灵所无法“选定的条件”，确立了意义的无意义起源。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在一场对谈中指出，“对基特勒来说，物质性首先便意味着无意义的深渊：没有意义的东西。”（Winthrop-Young，2015）而这段语言的物质性的历史，也正对应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900所论述的铭写的物质性，同时，其自身的理论写作以此为背景。而在索绪尔（1949/1980，36）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的号召下，物质性的符号形式被从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到福柯、拉康，以及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用来“重估一切价值”。在对基特勒产生直接影响的拉康和福柯那里，语言作为物质性的符号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拉康以“语言的物质性”回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无意识领域。拉康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的”。与无意识互为表里的语言遵循着能指的法则，也即“无意识由能指材料（signifying material）构成”（霍默，2005/2014：61）。主体首先在想象界完成对于“自我”无意识的误认，进而在语言的象征界遭遇大他者，并作为能指的效果，被能指写入象征秩序。象征界构成了主体性所处的物质性世界，而实在界作为被象征秩序所隔离的“不可说”的终结真相和原初存在，成为无法找回的“剩余”。在福柯的考古学中，现实世界以及“人”的历史则被“知识型”所型塑，显现为语言的“词”与不同认识领域的经验性的“物”，在不同时代断裂性的复杂关系。而决定这种关系的，是物质性的话语实践。之所以是物质性的，是因为这种话语实践“具有不依赖于外部物质性力量或内在精神性力量的自主存在”（杨大春，2006）。在“重复性”的陈述中，“非观念的”话语赋予了“词”与“物”以无意识的话语规则。与此同时，话语实践的物质性也并非仅仅指向某种物的实存，而是关乎于“形式”。福柯用术语“机器（dispositif）”来概括这种“聚合着杂乱无章的事件内容”的物质性形式。它包含了所有语言的以及非语言的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机构和话语元素，并最终指向一种“形式建制”（张锦，2012）。基特勒对于“语言的物质性”的自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拉康、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唯物主义对物质性的理解，并延续着某种“家族相似性”的“非实存的物质性”的基本立场。也正是因此，尽管尼古拉斯·盖恩将基特勒的媒介史方法论概括为媒介唯物主义，即某种优先分析技术媒介或媒介物结构的方法（Gane，2005）。然而，基特勒对于物质性的分析，“从未真正详细地贯彻过这一主张”（Schmidgen，2019）。基特勒并没有首先确立某种实存的物作为媒介，再对所谓媒介物进行各种分析，以此反思其物质性，而是直接进入语言的符号形式和意指。正如温斯洛普-扬（2010/2019：37）所说，基特勒所感兴趣的其实是“发掘意义生产的最初机制”，这种“机制”也就是意指关系或意指模式。它贯穿于基特勒从话语网络1800到1900的历史书写，并最终归于不同时代的“语言的物质性”。在话语网络1800，“语音的物质性”规定了语音直捣意义的自然起源、能指被转化为所指并向主体敞开的意指机制；在话语网络1900，“铭写的物质性”则规定了始于无意义世界的差异性书写、能指链无止尽地滑动的另一种意指机制。在两种意指机制之间的断裂，便是“媒介”的出现。在话语网络1800，由于语音的“最小所指”作为“先验所指”与意义保持直接关联，意指的实现无需居中媒介的“调解”；在话语网络1900，意义与主体的先验性在场被哲学上的反形而上学以及心理物理学实验否定，意指在能指的滑动中成为无意义的“游戏”。概言之，从话语网络1800到话语网络1900，也即意指机制从所指优先转向能指优先，而“媒介”从语音的“预备”转向铭写的实有。同时，在两种意指机制的断裂性中，经验性的物，作为物质性在实存层面的痕迹“重复性”地出现。作为意义起源的先验所指以拼音方法中的最小所指或者教授语音的“母亲之口”的方式，“在经验世界占据一席之地”（Winthrop-Young，2015），并在浪漫主义诗歌、诠释学、德国古典哲学、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教育改革中不断复现意义与主体的先验性。打字机则将能指铭写的意指机制显现出来，而留声机、电影，则重复性地形成了能指在象征界、实在界、想象界中的滑动，以及对主体的捕获。这种重复同时也泛化于心理物理学实验、现代主义文学等不同的经验领域。因此，这种物的实存是抽象的物质性在话语陈述层面“重复性”表现的结果，并最终在话语网络中统一为语言的符号形式。魏玛包豪斯大学媒介研究教授、科学史学家亨宁·施密根（Henning Schmidgen）（2019）甚至更为直接地指出：“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义即便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也得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持久的符号形式，而不是物的历史。”施密根认为，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义最终回到了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秩序，而不是科学技术的物质文化。正如基特勒多次引述的，拉康曾明确地表示，他所谓“象征的世界”（a world of the symbolic）即为“机器的世界（a world of the machine）”（Kittler，1985/1999：15）。这句话反过来说，在基特勒的媒介史书写中依然成立：机器的世界即为象征的世界。拉康曾借助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柏拉图主义科学史研究来论证其观点，反之，基特勒的媒介史书写同样可以从柯瓦雷那里得到说明。在柯瓦雷看来，科学工具在科学事实或科学过程中的意义只在于它们表现了已经形成的假说和理论。他认为，伽利略的科学实验并没有实际发生，真正决定性的是宗教神学和数学形而上学在观念上的改变。拉康将柯瓦雷的观点浓缩为一个更为极致的论断：“我们的物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以数学符号为工具的精神上的建构”。科学实验不仅以理论为基础，就连进行实验的工具也不过是理论抽象的化身。这显然是哈金和拉图尔以来的科学史研究以及新唯物主义所反对的立场。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建立在实体物（entity）之间，主客体关系“依赖于大量实体而存在”（Latour，2005：208）。而实体的关系性和偶然性被视为物质性现实的本质。因此，相较于基特勒，拉图尔的物质符号学或行动者网络对于物质性的研究具有更明显的拉康所反对的“实存主义”的倾向。基特勒则表现出与之相反的“非实存”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与柯瓦雷一样重视数学的基特勒身上得到揭示。在《话语网络1800/1900》上下两部分的“副标题”中，基特勒以两道数学公式作为进入两个话语网络的不同“钥匙”。话语网络1800的公式是被称为“上帝公式”的欧拉公式，其函数图形表示为一个连续的圆周，也即一个“复利增长”的封闭回路（Griffin et al，1996）。话语网络1900的公式是伯纳德·波尔查诺的公式，其公式写作二进制的“y=（a）+（-a）+（a）+（-a）+......”。两道不同时代的数学公式分别标记出两个话语网络、两种符号形式和意指机制，最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前者是连续性的意义所指增强，而后者则是差异性的无意义能指铭写，话语回路此时被媒介堵塞而无法被消费，只能被储存。 五 结语 综上，从话语网络1800到1900，从语音到铭写的物质性的断裂，基特勒所描述的始终是某种物质性世界。这种物质性世界基于一种非实存且非观念的意指机制，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的物质性，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eidos）”或某种数学形式。它不能简单化约为存在物，而是占据了存在本身。正是它，构成了话语网络运作及断裂的基础。媒介，意味着能指链无止尽地滑动与回溯而无所抵达，则是物质性世界断裂的产物。换句话说，基特勒所谓媒介物质性，根本不是媒介的物质性，而是物质性的断裂产生了媒介。正是断裂，使得尼采在语言哲学、打字机体验以及爱欲关系的“试验”中，揭示了“意无所指”的能指-媒介运作。这种运作在心理物理学中被“转化为了科学”（Kittler，1985/1990：206），乃至成为马拉美、斯坦因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基底。而从媒介到媒介物，则是话语网络中物质性话语陈述的重复性显现——“物”无论是指技术媒介，还是各种被视为媒介的实存。无论是留声机、电影放映机，还是打字机，抑或是尼采构想的“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印在某种材料上”的机器，甚至是心理物理学实验中的测速仪（tachistoscopes）等计量设备（Kittler，1985/1990：222），都是对于断裂后能指-媒介差异性铭写的复现。它们在物的质地、材料上各不相同，但是遵循着同样的能指在生理性表面进行差异性铭写的基本逻辑。其对于人的决定性，并非源自有形的、固实的实存，而是归于其所处的意指机制的非实存，即语言的物质性世界。而在物质性世界断裂之前，也即媒介存在之前，媒介物也尚未存在。彼时，媒介只是“预备”，而直指意义的语音、“母亲之口”、浮士德“自由翻译”时手眼协作的书写，也同样只是此后媒介物的预备。总之，尽管重视技术媒介，但是基特勒对于物质性和媒介的思考并非绝然将我们引至实存的媒介物，更不是转向“格物致知”。他不必为当下媒介物质性研究中的物之迷思负责。事实上，基特勒并非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实践创始者”，其思考站在以福柯、拉康、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肩膀上，其本人也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只不过，在过往媒介物质性研究中，基特勒与（后）结构主义的参照较少真正得到关注。因此，本文则尝试由此回到基特勒及其所谓物质性和媒介的本真意涵。而“回到基特勒”，正如拉康“回到弗洛伊德”、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并非原教旨般的因循，将这位理论家全然归于（后）结构主义，进而忽视其理论创新。基特勒的媒介思想当然有其复杂且多元的思想渊源，比如此外的信息论、控制论。只不过，其对于媒介物质性的思考，主要显现于以媒介的视角对（后）结构主义的改写，甚至，这种改写使得我们必须在思想史中重新思考（后）结构主义背后的物质性世界。而当我们由此进入基特勒，则得以窥视基特勒意义上的物质性和媒介到底以何种方式运作和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放当下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学术想象，而不仅仅将基特勒的箴言置于文章开头，并束之高阁，然后局限于某种发现一个又一个媒介物“小人儿”（黄旦，2021）的实存的既有范式。同时，这也使我们得以真正跟上理论家最激进的步伐——（后）结构主义的底色使得基特勒在其后期面向未来思考媒介物质性时，递归式地折返于计算机语言与古希腊的数学语言。而且，他没有像物质符号学、新唯物主义那样，将主体性平均地在人与非人的物之间分享，而是借由物质性的媒介完全解构了意指，瓦解人的主体性，并将其全部交与非实存的物质性世界支配。他没有像凯瑟琳·海尔斯等后人类主义者那样，保守着人道主义（humanism）的底色。相反，作为一名彻底的反人道主义者，他从未为人的主体性瓦解感到悲观，甚至积极地否定着人类主体。这种否定正是建立在经由媒介所显现的物质性世界断裂上，而在断裂中，人类主体从幻象的先验主体，降格为铭写表面。因此，从物质性的决定论角度，“回到基特勒”并重新发现非实存的媒介物质性，才最终使我们触碰其最为深远的内核与真正的超越性所在。最后，“回到基特勒”也为未来的媒介物质性研究打开更广阔的理论视野。特别是当我们经由基特勒，回到此时此刻身处的物质性世界。在智能时代，我们正目睹着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包括ChatGPT、Midjourney、Sora的兴起。如齐泽克在评论文章“人工智障（Artificial Idiocy）”所说的，这种大语言模型以其物质性力量，重新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Žižek，2023）。它由海量模仿生物神经网络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组成。通过丰富的数据训练，神经网络的计算模型的性能不断自我提升。它不仅能够完成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人机交互，甚至实现了语言的“涌现（emergent）”，即拥有了远超人类想象的推理、规划与创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根源便是强大的计算模型，并依托于数学、统计学、认知科学及计算科学。这也是为什么，基特勒在五十多岁时带领着“青年基特勒（Kittler Youth）”学*编程语言（Krajewski，2011），而不是去“格物致知”，拆开电脑主机，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因此，这种“计算的物质性”如果被归于某种彼得斯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胡翼青，胡欣阅，2023），反而容易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走入关注某种实存物的歧途。未来，我们应遵循基特勒所延续的“语言的物质性”，坦然地将算法视作非实存的语言结构、符号形式或意指机制。未来，媒介物质性研究如果不尝试进入诸如神经网络的感知机模型（perceptron）的历史，或者不熟悉计算语言、计算原理，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智能时代的物质性世界。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0期。 本期执编/肖鹏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 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进入官网下载原文